美国迟迟没有对伊朗动手，主要原因是白宫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如今，白宫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副总统万斯为首的谨慎派、一派为美国军方以及情报部门的强硬派，强硬派表示做好了打击伊朗的准备，可以动手了。 谨慎派的核心顾虑是动武的实际风险和后续代价，这种担忧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冷静判断。首先是军事资源的短板，美军持续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支持，弹药库存已经被大量消耗，这种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根本难以维持足够的火力强度。 以色列情报官员已经评估过，即便美军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也只能维持四到五天的密集空中打击，或者一周的低强度攻击，这样的军事行动根本达不到决定性效果，反而可能引发伊朗的强烈反扑。 其次是盟友支持的缺失，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大多不愿配合，甚至不允许美军飞越其领空，没有当地盟友的后勤支持和配合，军事行动的难度和风险会大幅提升，相当于让美军在陌生区域孤军奋战。 鲁比奥的谨慎还带着对谈判与动武关系的考量，他虽然在谈判中设置高门槛，要求涵盖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地区武装支持等超出伊朗主权红线的议题，但并没有明确主张动武，而是保持观望态度。 他清楚知道，一旦谈判破裂引发战争，美国将陷入难以收拾的局面，既无法快速达成战略目标，又可能被拖入长期冲突。万斯的谨慎则更侧重风险的不可控性，他始终对动武的复杂性和后续影响存疑，明白伊朗不是弱小国家，其武装部队具备强烈的抵抗意志，且在南部沿海地区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做好了应对威胁的准备，动武必然会导致美军出现伤亡，这种代价在国内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谨慎派的顾虑还包括地区局势的连锁反应，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航道，一旦开战，伊朗完全可能封锁这一航道，导致全球油价暴涨，进而冲击美国国内经济，加剧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的民生和政治稳定都是不小的冲击。 同时，伊朗在地区内拥有众多盟友和代理人武装，比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动武后这些力量很可能会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和美国盟友发动报复，让冲突范围从美伊之间扩散到整个中东，使美国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 另一边，军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强硬派，主张动手的底气来自于已完成的军事部署和对伊朗威胁的判断。美军在中东集结了自伊拉克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力量，“林肯”号和“福特”号两个航母打击群先后部署到位，数百架战斗机、多艘驱逐舰和濒海战斗舰已在相关区域集结，还向以色列部署了11架F-22隐形战斗机，这些先进装备具备渗透伊朗防空系统、摧毁关键设施的能力。 军方认为，通过精准打击，可以破坏伊朗的导弹计划和核相关设施，削弱其对地区的威慑力，而且美军在战术层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具备发动突袭的能力。 情报部门的态度也为强硬派提供了支撑，虽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确认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发展核武器，哈梅内伊也未撤销2003年的核禁令，但情报部门同时发现，伊朗国内呼吁取消核禁令的声音在上升，其浓缩铀丰度已达到60%，接近武器级水平，这让强硬派认为，若不及时出手，伊朗未来可能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构成长期威胁。 此外，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在地区内支持代理人武装的相关证据，认为伊朗的地区扩张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军事打击是遏制其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但两派的分歧始终无法弥合，这种分歧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合，而是战略优先级的根本差异。谨慎派更看重动武的成本和风险，担心战争会让美国陷入泥潭，损害其全球战略布局；强硬派则更关注伊朗的现实威胁和美国的地区利益，认为及时动武才能避免更大的风险。白宫的决策过程需要平衡两派的利益和诉求，而这种平衡在当前局势下异常困难。 总统需要兼顾国内政治压力、全球战略布局和地区安全局势，既不能完全倒向谨慎派而被指责软弱，也不能轻易听从强硬派的主张而引发战争。谈判的存在也为决策提供了缓冲，美伊双方多次在日内瓦举行谈判，伊朗愿意在核问题上做出部分让步。 此外，美国国内的民意也对决策形成了制约，70%的选民反对此刻对伊朗动武，这种民意压力让谨慎派在内部争论中更有底气，也让总统在考虑动武时不得不三思。军方虽然做好了军事准备，但也清楚没有国内民意支持的战争很难持续，而且长期战争会进一步消耗军事资源，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存在。 情报部门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虽然整体倾向强硬，但部分情报分析师也认可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以及动武可能引发的不可控后果，这种内部的细微分歧也让强硬派的主张难以形成统一的推动力。两派的僵持最终导致对伊动武的决策被无限期搁置，白宫既没有放弃军事选项，也没有下定决心发动打击，只能在谈判与威慑之间摇摆，这就是美国迟迟没有对伊朗动手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