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特务头子李修凯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大喊：“狗特务”，李修凯却直接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1949年12月的重庆街头，一声“抓特务”的怒吼撕裂了薄雾。然而，当一个被指认的国民党特务反手勒住“告密者”的脖子，咆哮着“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去自首！“刹那间，荒诞之景如惊雷乍响，所有人皆被其震慑，呆立当场，惊愕的神情凝固在脸上，仿佛时间也为这一幕而停滞。这究竟是忠诚的背叛，还是绝望的挣扎？一场关于生存与洗白的街头闹剧，正在新旧交替的缝隙中上演。 1949年12月的重庆，中华路德胜戏院门前的空气里，透着一股铁锈与泥土混合的肃杀。 街头突然爆发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扭打。两个中年男人在尘土中翻滚撕扯，一个声嘶力竭地吼着“抓特务”，另一个则死死箍住对方的脖子，咆哮着：“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去自首！” 路过的解放军战士，为眼前这一幕的荒诞不经所震慑。那匪夷所思的场景，如一记重锤，瞬间击中他们，令他们在原地顿住，惊愕不已。那是一个旧时代崩塌、新秩序建立的真空期。谁能想到，那个喊着“抓特务”的人，正是曾任中共重庆工委副书记、出卖了江姐和刘国定的头号叛徒冉益智。而那个喊着“抓叛徒”的人，反倒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李修凯。 这场闹剧，实质上是两个旧时代“失败者”对生存权的一次极度扭曲的政治博弈。 11月30日重庆正式解放。当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高官忙着抢夺最后一班飞机的座次时，李修凯发现自己被留在了原地。这个搞了一辈子特务工作的“老狐狸”，展现出了极度冷静的投机直觉：如果不能逃离，唯一的生路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卖给新政权。 他伫立在国府路308号，即彼时公安部驻地“范庄”的门外，内心纠结不已，踌躇良久。时光缓缓流逝，他在此处整整徘徊了两日之久。这种徘徊不是犹豫，而是最后的技术性观察。他需确认共产党所秉持的宽大政策是否名副其实。在心中存疑的他，迫切想知晓这政策究竟是真切可感，还是徒有其表。直到确认这里的门槛虽然高，但只要有足够的“筹码”就能跨过去，他才迈出了决定生死的一步。 隆冬十二月，万籁俱寂的深夜，李修凯步履匆匆，敲响了三科科长熊良晨家的门扉，那清脆声响，在寂静夜里传得很远。他没有废话，直接摊开了底牌：两支擦得铮亮的配枪、两根用来赎身的金条，以及一份足以让潜伏网络瞬间瘫痪的名单。 这不仅是财物的上缴，更是一次极其精准的“政治套利”。这种彻底的顺从为他换来了极高的溢价——他被安置在住所，甚至吃上了象征着信任与优待的“中灶”。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中灶”不仅是几碗好菜，更是新政权颁发的一张“编外入场券”。为了坐稳这个席位，李修凯开始在重庆街头巡游，把自己那双识人无数的毒眼，变成了抓捕旧同僚的雷达。 而此时在街头被他撞见的冉益智，则完全处于另一种绝望的逻辑中。 作为叛徒，冉益智在旧主那里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尊重。当国民党特务头子们拎着金条跑路时，他们觉得这种卖主求荣的烂人“太脏”，连飞机的一个座位都没留给他。 被弃在重庆的冉益智，还抱着旧江湖那一套“狗咬狗”的错位认知。当他在德胜戏院前被李修凯按住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倒打一耙，试图通过指认李修凯这个“大特务”来换取赦免。 他显然低估了新政权的甄别能力。 扭打一直持续到公安人员介入。当冉益智满脸泥污，指着李修凯邀功之际，一句冰冷的审判迎面而至：“你不识我，我却识你，你乃大叛徒！”” 这一刻，信息差彻底杀死了投机者。李修凯已经提前完成了身份的洗白，而冉益智手里握着的，只有沾满江姐等烈士鲜血的债单。 天平的落点极其残酷且公正。冉益智因为血债累累，最终在法律的审判下被送上了刑场。而那个看准时机、主动投诚的李修凯，虽然在1952年就因病去世，却保全了家庭，让妻子在政府的安排下获得了安稳的后半生。 这场发生在大街上的闹剧，本质上不是抓捕，而是历史在那个特殊的转折点上，对“立功赎罪”与“滔天罪恶”进行的一次公开拆解。它告诉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有些债可以还，而有些债，唯有以命抵命。 信息来源：原文登载于城口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019-04-05关于“重庆市公安局诞生前后”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