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天，钱瑛到甘肃考察，谁料司机中途迷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到了地方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夹边沟劳教场，还救下差点被饿死的600人。 1960年的冬天，甘肃的戈壁滩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割人，积雪没到脚踝，连飞鸟都难得见到一只，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的钱瑛，正带着两名警卫员和司机，来到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奔波考察。 钱瑛可是党内出了名的女包公，一辈子刚正不阿，专门负责查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的事情，那一年全国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甘肃当地却向上级上报农业大丰收，一派虚假的繁荣景象，但这份反常的报告，很快就引起了中央的警惕，于是就派钱瑛亲自去甘肃查实情。 钱瑛只信自己的眼睛和群众的声音，为了不被地方干部蒙骗，她特意不带随行记者，不提前通知当地地委，只带了两名警卫员和一名司机，悄无声息地就出发了，一路走村串户，专挑偏僻的村庄探访。 在高台县的农村，钱瑛亲眼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很多村庄人烟稀少，村民们个个面黄肌瘦，她掀开村民的灶台，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掺着泥土的树皮渣子，灶灰都因为长期没有烟火而发黑发潮。 有村民趁着四下无人，压低声音偷偷告诉钱瑛，村里很多人都因为饿肚子没了，可地方干部却严密封锁消息，谁要是敢说出去，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听到这些话，钱瑛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 钱瑛更加坚定了要查清真相的决心，继续驱车往张掖、酒泉方向赶，打算和当地地委对接灾情，可没曾想，司机在茫茫雪地里辨错了方向，一行人彻底迷路了。 戈壁滩上放眼望去全是白雪，看不到任何路标，寒风呼啸着，仿佛要把吉普车掀翻，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名警卫员突然指着远处的沟壑大喊：首长，您看，那里有烟飘出来。 钱瑛顺着警卫员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到一缕淡淡的烟雾，在漫天白雪中格外显眼，她当机立断：走，去看看，有烟就有人，说不定能找到问路的人，也能看看那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 吉普车沿着沟壑慢慢行驶，越靠近烟雾，一股刺鼻的异味就越浓，不是烟火的香味，而是混杂着腐朽的难闻气味，等到车子停稳，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沟边的雪地里，堆着几十具冰冻的尸体，有的蜷缩着，有的伸直了手脚，地上还散落着没来得及掩埋的断骨，寒风刮过，仿佛能听到无声的哀嚎，这里就是当时被严密封锁的夹边沟劳教场，一个关押着上千名右派分子的绝境。 夹边沟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土地贫瘠，风沙漫天，原本只是一个能养活四百人的小农场，却被用来关押上千名右派，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和干部。 就在钱瑛一行人准备走进沟里查看时，一名叫刘振玉的管教官突然冲了上来，手里举着枪，厉声呵斥：这里是劳教场，禁止外人进入，赶紧离开，面对枪口，钱瑛没有丝毫退缩，她抬起手里的拐棍，直接打在刘振玉的胳膊上，声音铿锵有力：我是中央派下来的钱瑛，今天我必须进去，有胆你就开枪试试看。 话音刚落两名警卫员立刻拔枪，表明了身份，刘振玉一听钱瑛两个字，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里的枪也差点掉在地上，他早就听说过这位女包公的威名，知道自己根本拦不住，只能灰溜溜地放下枪，不敢再阻拦。 就在这时人群里突然冲出一个人，噗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泪水混合着雪水往下流，哽咽着大喊：钱大姐，救命啊，求您救救我们吧，这个人叫官锦文，原本是西北大学的教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到了夹边沟，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衣，手指冻得裂开了大口子，脸上全是冻疮，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钱瑛连忙扶起他，跟着他走进了劳教场的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坑，用圆木搭个顶，再盖点茅草，简陋得根本抵挡不住严寒，每个地窝子里都挤着十几个人，他们个个骨瘦如柴，眼神呆滞，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连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费劲，有的躺在地上，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 钱瑛挨个地窝子查看，越看心里越难受，她找来劳教场的管理人员，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灾情，为什么让这么多人饿死、冻死。 管理人员支支吾吾，说他们记录的都是正常死亡，不敢上报，钱瑛气得浑身发抖，她深知这不是简单的灾情，而是制度缺乏监督、干部失职渎职造成的悲剧。 那天晚上钱瑛没有离开夹边沟，就在冰冷的地窝子里住了下来，她让司机把车上所有的干粮都拿出来，分给了那些快要饿晕的幸存者，然后亲笔写下了一份紧急电报，直接发给了中央和甘肃省委，要求立刻派出医疗队、调拨粮食和棉衣，尽快救人。 三天后，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亲自带队赶到了夹边沟，医疗队对六百名幸存者逐一进行诊治，粮食和棉衣也陆续送到，这场濒临失控的悲剧，终于被遏制住了，后来中央经过核查，撤销了夹边沟劳教场，处理了一批失职渎职的地方干部，幸存的人也被分期分批遣回原单位，重新开始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