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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她说,一天要被糟蹋20多次,肚子被蹂躏到肿胀鼓起,那些日本兵就用军靴,一

13岁,她说,一天要被糟蹋20多次,肚子被蹂躏到肿胀鼓起,那些日本兵就用军靴,一脚一脚,狠狠地,给踩平。 雷桂英生于1928年,南京江宁区汤山镇汤家村人。家庭贫困,父亲早逝,母亲支撑家计。她从小帮忙家务,照顾弟弟。1937年冬,日军攻占南京,汤山地区沦陷。她九岁时目睹母亲被杀,自己遭日军侵犯,膝盖受伤导致终身跛行。 那一年她才九岁,九岁的小孩能懂什么?懂肚子饿,懂害怕,懂疼。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望着很远的地方,好像在看那年的汤山,看村口的树,看冒着烟的房子。膝盖上的伤一辈子没好,走路一瘸一拐的,走不快,也逃不远。日本人来的时候,她就是想跑也跑不掉。她说那种疼不是刀子割的那种,是整个人被撕开的感觉,叫都叫不出来,嗓子像被堵住了。 后来她活下来了,可活下来的人比死了的更难受。腿瘸了,干不了重活,就给人帮工,洗衣服、烧饭、带孩子,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她很少提那几年的事,谁问都不说。有时候夜里会突然坐起来,浑身发抖,一身冷汗,嘴里念叨着什么,仔细听也听不清。她女儿说,那是做噩梦了,做了一辈子的噩梦。 南京采访她那年,她已经八十多了,头发全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她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眯着眼睛,看起来很平静。可一提起那段日子,她的手就开始抖,攥着衣角,攥得紧紧的。她说那些日本兵的脸她一个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些军靴,黑亮亮的,踩在她肚子上的时候,她能听见自己骨头咯吱咯吱响。 她后来嫁了人,生了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丈夫知道她的事,从不提,只是有时候喝酒多了会骂几句,骂日本人,骂老天爷不长眼。她听着,不吭声,该做饭做饭,该喂鸡喂鸡。她说日子总要过的,死不了就得活着。 可活着就得受罪。那些记忆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身上,撕不掉。她试过忘,试过不去想,可一到晚上,那些画面就自己跑出来。她看见妈妈倒在血泊里,看见那些穿黄军装的人冲进来,看见自己的肚子鼓起来又被人踩下去。她尖叫着醒过来,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2016年她走了,走的时候八十八岁。走之前那几年,她终于愿意开口了,对着镜头,对着录音笔,把埋了七十多年的话一点点倒出来。她说她不怕死了,死了就什么都不用想了。她说她这辈子就一个愿望,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当年发生的事,不能让那些人白死了,也不能让自己白活了。 我听她说完这些话,心里堵得慌。一个人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把最疼的伤疤一次次揭开给人看?得有多大的信任,才敢把一辈子的屈辱说给陌生人听?我想,她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为了那些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咽了气的人。 这些年,当年那些幸存者一个个走了。他们走的时候,带走了多少没说出口的话?带走了多少只有他们知道的真相?我们总说历史不能忘记,可如果那些亲历者都不在了,我们还能记得什么?书本上的字是冷的,可那些活生生的人,那些疼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的故事是有温度的。 雷桂英老人走之前,留下了一段话,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说一天,让天下人都知道日本鬼子在南京干的好事。”这话听着简单,可我知道,她说出每一个字,都要使多大的劲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