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女匪首吴珍子在甘肃被俘，面对审问，她红着眼，对审讯人员说：“实不相瞒，我原来也是红军！”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中，甘肃省的解放军部队遇到了一桩颇为特殊的案件。一支土匪武装主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而带领这支队伍前来投降的，竟然是一位容貌清秀、谈吐斯文的年轻女子。更令人意外的是，在随后的审讯中，这位名叫吴珍子的女匪首，坦然道出了自己一段曲折离奇的身世——她曾是一名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士。 审讯室里烟雾缭绕，负责审问的政委盯着眼前这个女人，半天没说话。他打了半辈子仗，什么俘虏没见过？可这女的跟别人不一样，不喊冤不求饶，眼眶红着，可腰板挺得笔直。她说话带着四川口音，咬字清楚，不像那些满嘴跑火车的土匪。 “你说你当过红军，有啥证据？”政委把烟掐了，往前探了探身子。 吴珍子抬起头，眼神里闪过点什么，像是很远的地方。她慢慢说起来，从1933年讲起。 那年她才十几岁，在四川巴中给人当童养媳。啥叫童养媳？就是家里穷得活不下去了，把闺女送到别人家，长大了给人家儿子当媳妇。可在那之前，你就是个不用花钱的丫头，啥脏活累活都得干，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吴珍子说她那时候天天盼着死，死了就不用受罪了。 后来红军来了。村里人都躲，她趴在地主家墙头偷看，看见那些女兵穿着灰军装，腰里别着枪，走路带风。她从来没见过女人能这样活。当天晚上她就跑了，翻了两座山，追上队伍死活不走了。 在队伍里她啥都干，洗衣做饭照顾伤员。后来领导看她机灵，送她去学医，打针换药包扎伤口，慢慢练出来了。长征的时候她背着药箱爬雪山过草地，脚底板磨得见骨头，硬是没掉队。1936年部队过了黄河，她已经是妇女团的排长了。 说到这儿吴珍子停了一下，嗓子有点哑。 过黄河就是西征。那会儿谁也不知道前面等着啥。河西走廊冷得要命，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马家军的骑兵多，骑着马冲过来砍，红军拿步枪打，一梭子撂倒几个，人家跑远了又兜回来。打到后来子弹没了，女兵们捡石头砸。 部队打散了，她带着几个伤员往山里撤，被搜山的民团堵住。本来要枪毙，有个当官的看她年轻，说要带回去“教育”。那晚上她想好了，要是那畜生敢碰她，就咬舌头死。结果押送的路上她趁天黑跳了沟，连滚带爬跑了三天，愣是跑到了兰州。 到兰州她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想着可算回家了。结果人家说，你被俘过，又没人证明你是红军，这年月冒充的太多了，按规定不能收。给了她两块银元，让她自己找出路。 吴珍子说她拿着那两块银元，站在大街上，太阳晒得人发晕，可她觉得浑身发冷。走了几千里，死了那么多回，最后就值这两块钱。 她没地方去，又往回走。走到半路碰上一伙土匪，被抓上山。那会儿土匪头子受了伤，手下人拿刀架着她脖子让她治。她心想反正也不想活了，治就治吧。结果一治就治好了，土匪头子感激她，留她在山上当大夫。 后来那土匪头子跟别的帮派火并死了，剩下的人不知道咋办。有人说让吴大姐当老大吧，她救过咱们的命。就这么着，她成了匪首。 当上老大第一件事，她把规矩改了：不许抢穷人，不许祸害女人，路过村子要帮老乡干活。有土匪不乐意，她说那你走，爱去哪儿去哪儿。结果没人走。 十几年就这么过来了。她知道自己干的不是啥光彩事，可她没害过人，反倒救了不少人。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想起当年穿军装的日子，就跟做梦一样。 1950年解放军进山剿匪，她听说了，二话不说带着人下山投降。手下人不愿意，她说你们懂啥，这是共产党的队伍，我本来就该是那边的人。 说到这儿吴珍子眼泪掉下来了，她抬起袖子擦了一把，说：“我知道我有罪，当了这么多年土匪，枪毙我我也不冤。我就一个请求，别把我当俘虏，我是回来归队的。” 政委听完没吭声，站起来走了出去。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抽了半包烟。回去后他跟上级汇报，说这事得查，要是真的，这女人命太苦了。 后来组织上派人去四川调查，还真找着了当年和她一起参军的老人。人证物证都对上了，吴珍子确实是红四方面军失散人员。最后处理结果下来：不予追究，恢复名誉，安排在兰州一家医院继续当医生。 吴珍子后半辈子就在那家医院上班，天天给人看病，从不提自己那些事。有时候年轻护士问她，吴大夫您这手艺哪儿学的？她就笑笑，说以前在部队上。 这话说得轻巧，可谁知道她说的是哪支部队呢。 其实想想，吴珍子这辈子就像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哪儿长哪儿。她想当红军，红军不要她；她不想当土匪，土匪推着她当。可不管在哪儿，她心里那根弦一直没断——当大夫，救人，不害人。就凭着这根弦，她才没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彻底垮掉。 那个年代像她这样的人太多了，被战乱推着走，被命运揉搓，活得像草一样低。可草也有草的活法，风吹不倒，火烧不尽，来年春天还能长出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