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四川挖出一具遗骸，脚带七公斤大铁链，脚踝钉着四颗大铆钉，经考证，此人是失踪了40余年的红军师长。 王光泽是1903年生人，老家在湖南衡阳县。十一岁，他跟着舅父去攸县、茶陵一带学木匠手艺，成了个走街串巷的木工。这段经历让他亲眼看到了底层老百姓的苦，也对旧社会的不公有了一肚子火。 1926年前后，北伐军打到湖南，工农运动起来了，王光泽在茶陵腰陂镇参加了工会。1930年，腰陂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光泽被大伙推选为镇工会主席兼赤卫队队长，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赤卫队长干起，他打仗勇敢又有脑子，一路升到了茶陵县苏维埃警卫营营长，1932年警卫营扩编成独立团，他当了团长。后来这个团编入红六军团，王光泽就成了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的团长，成了红军里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王光泽带着部队转战千里，10月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和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主力红军要继续向湘西开辟根据地，需要一个部队留在黔东拖住敌人，这个要命的担子就落在了王光泽肩上。 他临危受命，担任黔东独立师师长。这个师刚组建，满打满算也就七八百人，很多还是地方赤卫队员和老弱兵，装备差得没法看，全师只有三百来条枪，剩下的战士拿的是大刀长矛。可他们要面对的，是湘、川、黔三路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加起来超过四万人。 任务很明确，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主力吸引在黔东山区，给红军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从10月28日部队从酉阳南腰界出发算起，接下来的半个多月，王光泽带着独立师在深山老林里和敌人兜圈子、打游击。 敌人以为抓到了红军主力，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独立师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弹药打光了，粮食也断了，战士们靠野果充饥，伤亡越来越大。打到11月底，在四川秀山县川河盖一带，部队遭遇伏击，政委段苏权腿部中弹重伤，两个团长一个牺牲一个失踪，原来七百多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不到两百人。 为了保存最后的革命火种，王光泽下令化整为零，让战士们分散隐蔽，各自突围。他把重伤的段苏权藏进一个山洞，托付给可靠的当地老乡照顾，自己带着几个战士断后。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诀。 分散突围后，王光泽化装成当地农民，想穿过封锁线去找部队。可走到秀山县涌洞乡时，因为一口湖南口音，被盘查的民团盯上了。更倒霉的是，乡公所里有人认出了他。红军师长的身份暴露，他立刻被押送到驻酉阳的川军第四旅旅部。旅长田冠伍如获至宝，以为能从这个“大官”嘴里挖出红军主力的动向。 他先来软的，摆上酒宴，许下诺言，说只要王光泽投降，立马给他个旅长当。王光泽直接指着鼻子骂他们是一群吸百姓血的蛀虫。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鞭打、烙铁、老虎凳，各种酷刑轮番上阵，王光泽几次昏死过去，醒来还是一个字不说。 敌人恼羞成怒，想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法子来防止他逃跑或反抗。他们打了一副重达七公斤的粗铁脚镣，套在王光泽脚踝上。这还不够，他们用烧红的铁铆钉，直接钉穿脚镣的铁环，把铆钉狠狠砸进他的脚踝骨里。铁镣和皮肉、骨骼死死连在了一起，每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即便这样，王光泽在狱里依然对看守说，红军一定会回来。 1934年12月21日，敌人接到上峰命令，将王光泽处决。那天清晨，他被绑在一把椅子上，由人抬着，拖着重达七公斤、钉死在脚上的铁镣，押到龙潭镇四里外的邬家坡。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枪声响起，这位红军师长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敌人为了泄愤，不许收尸，他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邬家坡的荒地里。这一埋，就是四十八年。 时间转到1982年4月，酉阳县开展文物普查，龙潭镇鹅塘村村民杨先富向工作人员反映，说自家附近地里好像有死人骨头。工作人员赶去，小心挖掘，这才让那具带着特殊脚镣的遗骸重见天日。铁链和铆钉的样式非常罕见，显然不是普通刑具。 消息传开，立刻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党史部门的重视。他们组织调查，走访当地老人。一位八十多岁的村民回忆说，1934年冬天，他小时候确实看见民团押着一个脚拖铁链、一步一个血脚印的军人从村里经过，那人还高喊口号。 与此同时，王光泽的亲属也得知了消息。他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王光泽年轻时给地主放牛，曾摔伤过左肋，造成了骨折。法医对遗骸进行仔细检验，果然在左侧肋骨发现了明显的陈旧性骨折痕迹，和家属的描述完全吻合。再加上查阅历史档案，确认了王光泽于1934年12月在龙潭镇邬家坡被杀害的记录。1982年4月29日，经正式鉴定，这具遗骸被确认为失踪长达四十八年的红军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 英雄终于魂归，王光泽的遗骸后被迁葬至酉阳县烈士陵园，那副浸染着他鲜血、重达七公斤、带着四颗铆钉的铁脚镣，被清洗后作为重要文物，陈列在纪念馆里。它沉默，却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地诉说着一位红军将领的钢铁意志，和那段山河岁月里的忠诚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