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2日清晨，在上海一家被日寇控制的医院病房里，郑文道突然挣脱看守，用尽力气毫不犹豫的从3楼窗口跳了下去。 那天凌晨的风裹着黄浦江的潮气钻进走廊，值班护士阿菊刚把体温计放进托盘，就听见3号病房传来铁链碰撞的脆响——郑文道正扯着绑住手腕的麻绳往窗边挪。他穿的是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左袖管空荡荡垂着，那是去年在苏北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刺刀划断的。阿菊后来跟人说，她看见郑文道的眼睛亮得像星子，嘴角还扯出点笑，像是要去赴什么约。 郑文道不是普通病人。他是中共地下党情报网里的“桥”，上个月刚把一份日军调防徐州的密电抄好，藏在假肢的夹层里。可前天夜里，叛徒带着宪兵队撞开了他在法租界的阁楼门，他的腿就是在翻窗逃的时候被刺刀挑的，没等送进自己人联系的诊所，就被日军抓进了这家挂着“同仁会医院”牌子的据点。 审讯室里，日本军曹用皮鞋尖踢他的断腿，问他“密电码在哪”，他咬着牙吐了口血沫：“要杀要剐随便，别想从我嘴里掏一个字。”可他没想到，日军早摸透了他的底——他们查到他有个在公共租界当教员的妻子，还有个刚满三岁的儿子，就押着他去看守所后巷的墙根，那里摆着一顶染血的童帽，是他今早刚给儿子买的。 “不说，明天就把这小崽子扔进苏州河。”军曹的枪托砸在他肩膀上，疼得他冷汗直冒。可郑文道盯着那顶帽子，突然想起早上出门时，儿子拽着他的衣角喊“爸爸买糖吃”，他当时还蹲下来亲了亲儿子的额头，说“等爸爸回来带橘子糖”。现在那糖纸还在他口袋里，被血浸得皱巴巴的。 他不是怕死，是怕熬不住。前天夜里，他听见隔壁牢房有人招供，说“只要说出一个名字，就能活”，可他摸了摸怀里的密电码残片——那是他用指甲盖抠下来的，藏在棉絮里——又想起上级上周跟他说的：“徐州那边等着这批情报，晚了三天，十万将士就得啃树皮。”要是他被折磨得神志不清，说不定会把联络暗号说出来；要是他被押去游街，说不定会连累接头的人。 跳窗前，他跟看守的小兵说了句“劳驾开下窗”，小兵正低头玩着手里的玻璃弹珠，没当回事，伸手拉开了插销。风灌进来的时候，郑文道听见自己的骨头在响，可他闭着眼笑了——他想起1938年在延安抗大上课，教员说“革命者的命，要攥在自己手里”，现在他终于把命攥紧了，没让它变成日军手里的筹码。 他落下去的时候，正好砸在楼下的菜筐上，压碎了两个萝卜，菜农老周抬头喊了一嗓子，可等他跑过去，只看见蓝布衫的碎片飘在风里。老周后来把那片布收起来，说“这布上有血，是抗日的血”。 郑文道牺牲的消息，是三个月后才传到延安的。组织上查了他的遗物，发现他贴身的衣领里夹着张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密电码在法租界霞飞路12号信箱，钥匙在我家床底砖缝里。”原来他早就算好了，就算自己死了，也要把情报传出去。 他妻子后来抱着儿子去给郑文道上坟，儿子指着墓碑问“爸爸为什么睡在这里”，她蹲下来，摸了摸儿子的小脸蛋，说“因为爸爸是英雄，他要去保护更多的小朋友”。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看见墓碑上的照片里，郑文道还是那么年轻，眼睛亮得像星子，像那天清晨要跳窗时的样子。 现在再提郑文道，可能没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可他跳下去的那一刻，把“信仰”两个字刻进了上海的风里。他不是不怕疼，不是不想陪儿子长大，是比起个人的安危，他更怕对不起那些等着情报的战士，更怕对不起自己穿了五年的灰布军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