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61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王承书像往常一样，拎起帆布包对丈夫说了声去实验室，便走出了家门。 谁也没想到，她这一走，竟从家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整整十六年。 她的丈夫张文裕找遍了北京城，问遍了亲友同事，却音讯全无。 而此刻的王承书，正坐在西行的火车上，怀揣着一份绝密调令，前往西北一个代号504的保密单位。 她的新使命，是攻克原子弹研制中最关键的难关之一——提取高浓缩铀。 此时的王承书，本已是国际物理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56年，她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与导师共同提出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震动物理学界，被普遍看好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 然而当祖国召唤时，她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荣誉和优渥的生活。 面对重重阻挠，她对挽留她的友人说： “我不能等别人把祖国建设好了再回去。” 归国途中，她在日记里郑重写下： “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句话，成为她毕生的信条。 回国后的五年，她在北大平静地教书育人。 然而1961年，国际形势突变，外援断绝，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陷入绝境。 高浓缩铀的制备技术被严密封锁，如同在沙漠中寻找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一天，负责核工业的钱三强找到了她，坦诚告知任务的艰巨： 必须隐姓埋名，断绝一切公开的学术活动，长期与家人分离，且不能透露任何工作内容。 面对这个将彻底改变人生的选择，49岁的王承书只回答了三个字： “我愿意。” 她来到荒凉的西北戈壁，住进504厂的集体宿舍。 这里冬天寒风刺骨，墨水都能冻住；夏天风沙漫天。 她的战场从明亮的讲堂转移到布满仪器的厂房和堆满计算稿纸的办公室。 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她和年轻的团队从零开始，用简陋的手摇计算器和算盘进行海量计算。 厂房里机器日夜轰鸣，办公室内算盘声不绝于耳。 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困了就伏案小憩，醒来用冷水擦把脸继续演算。 青丝渐渐熬成白发，明亮的眼睛因长期熬夜布满血丝。 苏联专家曾断言，中国至少需要多年才能掌握这项技术。 王承书和她的团队偏不信这个邪。 他们优化每一个流程，核验每一组数据，进行无数次理论推导和实验。 1964年1月14日，历史性的一刻到来——第一批达到武器级标准的高浓缩铀成功产出，比原计划提前了113天。 这“争气铀”为原子弹的诞生注入了最关键的“血液”。 同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时，王承书和同事们守在广播前，激动得热泪盈眶，却不能欢呼，不能庆祝，甚至不能告诉家人自己与这声惊雷有关。 这已是她第二次为国“转行”。 早在1958年，国家需要开展热核聚变研究，面对这片全新领域，她的回答同样是“我愿意”。 她立即赴苏联学习，在回国七天七夜的火车上，争分夺秒翻译资料，为中国的“人造太阳”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原子弹成功后，当组织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投身后续科研时，她第三次说出了“我愿意”。 从此，她的身影又消失在青海、四川的保密单位中。 家人只能偶尔收到盖着遥远邮戳的简短来信，上面往往只有“一切安好”四个字。 儿子在寄宿学校里长大，对母亲的记忆日渐模糊。 1977年，北京一套单元房外响起了敲门声。 张文裕打开门，看见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瘦的老妇人。 他端详许久，才颤抖着认出这是失踪十六年的妻子。 儿子躲在父亲身后，迟疑良久，才轻声唤出“妈妈”二字。 十六年的光阴与思念，此刻化作无声的泪水。 归来后的王承书依然没有停歇。 她重回讲台培育后人，年过八旬仍仔细批改学生论文。 她和丈夫捐出全部积蓄在西藏建设小学，将珍贵的科研笔记无偿捐献。 临终前，她立下遗嘱：遗体捐给医学研究，不发讣告，不举行仪式。 1994年，王承书走完了82岁的人生。 她用三次“我愿意”，践行了归国时的誓言。 从国际知名的学者到隐姓埋名的拓荒者，从北大教授到戈壁滩上的神秘代号，她将个人的才华与情感，全部融入了国家崛起的伟业之中。 她的名字或许曾长期不为人知，但她和无数像她一样的无名英雄所铸就的丰碑，永远矗立在共和国的史册里。 主要信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科学界的“大女主”丨王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