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钟书追求燕大校花赵萝蕤，可赵萝蕤根本没有看上他，而是喜欢当时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没想到她的原因非常简单又实际：他长得好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赵萝蕤的故事，像一首跌宕的长诗，里面有才情闪耀的明亮章节，也有命运沉浮的幽暗段落。 她的一生，远不止是“钱钟书求而不得的白月光”那么简单。 1912年，赵萝蕤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 父亲是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家里有的是书卷气。 她自小聪慧，读书像有天赋一样，接连跳级，二十岁就从燕京大学毕业，接着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所。 在清华，她做了一件震动文坛的事。 诗人戴望舒邀请她翻译那首以晦涩难懂著称的现代派长诗《荒原》。 这首诗意像破碎，用典冷僻，很多学富五车的教授都挠头。 可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硬是把它译了出来，而且译得精准漂亮，一下子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那时的赵萝蕤，是当之无愧的才女，加上气质出众，是校园里备受瞩目的人物。 这样的她，身边自然不乏追求者。 其中就包括后来写出《围城》的钱钟书。 据说钱钟书当时对她很是倾慕。 但赵萝蕤的感情选择，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她没有选择那些已经声名在外的才子，而是看上了当时还默默无闻、家境贫寒的诗人陈梦家。 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有才华，但没什么名气，最重要的是，他长得清俊儒雅。 赵萝蕤后来坦率地说，她起初并不太欣赏陈梦家的诗，但“他长得太好看了”。 这句大实话背后，是一个女子对爱情最本真、最不功利的选择——她爱的是那个人本身，而不是他附带的名声与光环。 1936年，她嫁给了陈梦家。 抗战爆发后，他们一起南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 因为当时有规定，夫妇不能在同一所大学任教，赵萝蕤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教职，回家当起了家庭主妇。 想象一下，一个从小锦衣玉食、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才女，开始在漏雨的土屋里生火做饭，在煤油灯下缝补衣衫。 但她没抱怨，锅灶边总放着一本翻开的英文小说，一边看火，一边读书。 后来陈梦家得到机会去美国讲学，她跟着去了，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丈夫很支持她。 然而，1948年，当得知北平即将解放，她和陈梦家毅然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和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选择回到祖国，想为新中国做点事。 没想到，回国后等待他们的，是漫长而严酷的风雨。 接连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陈梦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巨大的压力和无休止的批判，让赵萝蕤的精神一度崩溃，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更大的打击在1966年到来，不堪忍受屈辱的陈梦家，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丈夫的离世，几乎彻底击垮了赵萝蕤。 她失去了灵魂伴侣，独自一人面对世界的冷漠与病痛的折磨，那是她人生中最寒冷孤寂的岁月。 但生命的力量有时超乎想象。 在经历漫长的沉寂后，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竟在暮年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上世纪80年代，年过七旬的赵萝蕤被北京大学返聘。 也就在这个时候，她做了一件几乎没人敢想的事： 独自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史诗级巨著《草叶集》。 这部诗集被称为“美国文学的圣经”，气势磅礴，语言自由不羁，意象奔腾如海，翻译难度犹如攀登一座险峰。 她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身体时好时坏，但每天雷打不动地伏在案前。 词典翻烂了，手稿堆积如山，她就靠着一支笔、一副老花镜，和一身近乎固执的倔强，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这一“啃”，就是整整十二年。 1991年，这部一百多万字的《草叶集》全译本终于出版。 整个中外文坛都为之震动。 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位中国女学者的壮举，称这是一个“奇迹”。 面对潮水般的赞誉，晚年瘦弱而平静的赵萝蕤只是淡淡地说： “能把它翻译完，就挺好了。” 1998年，她安详离世，把一生积蓄都捐给了教育。 赵萝蕤这一辈子，有过早慧的荣光，有过为爱奔赴的勇敢，经历过时代巨轮碾压下的破碎与失去，最终却在最孤寂的角落，用翻译完成了对生命最深沉的救赎与超越。 她不是任何人的附庸，她的爱情自己做主，她的苦难自己承受，她的功业自己完成。 她就像她翻译的《草叶集》里那株顽强的草叶，被风雨摧折过，却始终向着天空，生长不息。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谁是钱钟书仰慕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