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发达国家宁可“自废武功”，也要去工业化？ 发达国家把低附加值、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出去，保留设计、品牌、标准和利润最高的部分。这种选择不是退化，而是资本在特定阶段主动追求更高回报的系统安排。市场经济里，生产效率提升往往超过工资增长，导致国内消费跟不上产量，过剩危机周期性爆发。把低端制造放到人力成本低、环保要求松的国家，能让过剩压力和就业矛盾在境外释放，本土只做高端消费市场。 同时，这种转移还能培育新市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后，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收入增加，对欧美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扩大。产业转移因此实现成本降低和市场扩张双重目标。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全球贸易规则，资本把生产链条组装成全球最低成本体系。企业外包组装环节，本土保留研发和核心部件，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代工方主要获得加工费。 90年代后，这种分工对西方资本是优选方案。他们把产业链分散到多个国家，相互制衡，避免任何一方形成完整体系。西欧、日本、韩国专注精密机床、汽车、半导体等高附加值领域，中东、澳大利亚、俄罗斯提供原料，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后承担大量劳动密集型装配，成为供应链关键节点。 中国加入世贸后，出口从2001年的266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0年的1.58万亿美元。初期主要从事组装，随后逐步补齐上下游，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形成完整工业体系。规模效应、基础设施和工程师队伍支撑这种升级。原本设想的分散链条未能有效制约，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市场和强大组织能力的工业体，完成了从低端到中高端的攀升。 信息技术革命与以往工业革命不同。过去大型工厂吸纳大量就业，创造中产阶层；信息技术产业利润高，但核心岗位有限，中型企业往往仅几百人规模。制造业岗位外迁后，信息技术未能提供足够替代就业，大量劳动力转向低端服务业，同时面临移民竞争。欧洲、日本、韩国原本依赖高端制造红利，但在2001年至2019年间，美国科技创新与中国应用落地结合，形成互补效应，欧盟等地区相对滞后。 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业结构问题凸显，制造业回归呼声升高，但产业链外迁多年，供应商网络、人才和工艺体系已整体转移，回流成本极高。 这种分散布局原本设想能长期维持，但中国凭借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配套能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关键位置，改变了原有分工优势。发达国家曾经依赖的模式，在面对这个统一工业体时，优势不再稳固。金融可以膨胀财富，但不能稳定社会；服务业能撑起GDP，却撑不起大国安全感。 发达国家当年推动去工业化，是在利润最大化和风险分散逻辑下的选择。他们清楚制造业的价值，但更清楚利润在价值链哪个环节结算。这种模式在特定时期有效，却未预料到中国作为统一工业体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