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了，让我回中国吧！”2020年夏天，新德里的贫民窟里，郑墨沫捂着口鼻躲在漏雨的铁皮棚下，对着电话那头的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泣不成声。 那天的热浪裹着垃圾的酸臭味，直往人鼻子里钻。郑墨沫的铁皮棚是跟同乡阿强合租的，阿强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她则在一个小制衣厂做缝纫。可疫情一来，工地停了，制衣厂也关了，两人连着三天没吃上一顿饱饭，只能靠捡菜市场扔的烂番茄充饥。更糟的是，贫民窟里开始传“病毒会专门找中国人”的谣言，邻居们见了他们就躲，有次她去井边打水，一个妇女直接把桶砸在地上，喊着“滚出去，别把病带过来”。 她攥着手机的手在抖，屏幕上是早上刚拍的照片：阿强蜷在墙角发烧，脸烧得通红，嘴里念叨着“想喝口热粥”。郑墨沫的眼泪混着脸上的雨水往下掉，她想起三年前刚到印度时的样子——那时她以为能赚大钱，给老家的父母盖新房，可现实是，她每天工作12小时，拿到的工资只够交房租和买最便宜的米，连给父母打电话都要算着时间，怕话费超了。 “我……我没有护照了。”她抽噎着说，“上个月去办签证延期，警察说我的护照过期了，要罚款五千卢比，我没钱，他们就把护照撕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沉默了几秒，声音变得温和：“姑娘，别急，你先把地址发给我，我们会联系当地的华人商会，他们会想办法帮你。” 挂了电话，郑墨沫抱着膝盖缩在棚子里。她想起老家的妈妈，去年视频时还说“家里的桃树结了满树的果，等你回来吃”。可现在，她连买一张回中国的机票钱都没有。阿强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抓住她的手：“墨沫，我是不是要死了？我想回家……”郑墨沫的指甲掐进他的手心：“不会的，我们都会回去的，再等等。” 第二天清晨，她被敲铁皮的声音吵醒。开门一看，是华人商会的陈叔，手里提着一袋大米和一盒退烧药。陈叔是福建人，来印度二十年，开了一家小超市，平时常帮着照顾新来的同胞。“丫头，别怕。”他把药塞进她手里，“领事馆已经跟印度外交部沟通了，他们会补发你的护照，机票的事，商会先垫上。”郑墨沫接过药，手一直在抖，她想起昨天晚上还在想“会不会死在这里”，可现在，有人给她递来了希望。 接下来的几天，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每天都给她打电话，问阿强的病情，问有没有需要的物资。有天傍晚，陈叔带来消息：“护照批下来了，后天有一班飞广州的航班，机票钱商会帮你凑齐。”郑墨沫盯着桌上的机票，喉咙像塞了块棉花——那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纸，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 登机那天，阿强扶着她往机场走。贫民窟的居民站在路边，有的挥手，有的抹眼泪。那个之前砸桶的妇女走过来，把一串茉莉花环挂在郑墨沫脖子上：“祝你平安。”郑墨沫接过花环，闻着熟悉的香味，想起妈妈种的茉莉。飞机起飞的时候，她望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德里，想起三年前的自己，想起那些熬不下去的夜晚，想起领事馆的电话，想起陈叔的大米，想起邻居的茉莉花环。她摸了摸脖子上的花环，轻声说：“妈，我回来了。” 回到中国的那天，广州白云机场的阳光很暖。父母抱着她哭，妈妈把一碗热粥端到她手里：“快喝，凉了就不好喝了。”郑墨沫喝着粥，眼泪掉进碗里，可这次是甜的。她后来才知道，为了帮她补办护照，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跑了三趟印度外交部，华人商会的陈叔把自己的超市抵押了，凑够了机票钱。 现在，郑墨沫在老家的一家服装厂上班，每个月能给父母寄两千块钱。她常说：“在国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才明白，‘祖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是你没钱的时候有人帮你凑机票，是你生病的时候有人给你送药，是你绝望的时候，有人对你说‘别怕，我们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