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广西一男子肝癌晚期，他自掏腰包17万修路，却不治病。哪料，修路还差8万元，他向村民借钱，并立下保证：你们放心，就算我死了，我儿子也会替我还钱给你们。 2014年5月，广西桂林永福县的深山里，44岁的黄元峰拿到了两张纸。 一张是医院的判决书：肝癌晚期，切除部分肝脏。 另一张是家里的存折：余额17万元。 医生给出的算术题很残酷：不治，活3个月。 把这17万砸进医院，也许能撑3到5年。 换做任何人，这都是一道单选题。 但黄元峰盯着小江屯那条烂泥路，脑子里的计算公式变了。 他是个怪人，或者说，是个极度理性的狂人。 当时的小江屯，路是全村的喉咙。 雨天一到，泥泞封山，孩子上学要摔得满身泥，农产品烂在地里运不出。 黄元峰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下巴掉地上的决定：他要用原本用来买命的17万，去换一条路。 他的逻辑很冷酷：把钱给医院，换来的是自己痛苦的几年和家庭的赤贫。 把钱铺在地上，自己可能活不过90天，但这路能管几十年。 他把“个人医疗资金”置换成了“公共固定资产”。 工程一开工，黄元峰租来挖掘机，自己拖着那具被医生判了死刑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守在工地上。 那是夏天，广西的山区闷热得像蒸笼，转眼又是寒冬，冻得人骨头疼。 17万扔进去，路修了一半，没钱了。 那时候可没有众筹平台。 面对8万元的资金缺口，黄元峰干了一件极其“狠”的事。 他带着儿子，挨家挨户去敲那几户富裕乡亲的门。 他对那3户借出8万元的乡亲立下了“血契”：这钱算借的，如果我死了，父债子偿。 他指着身边的儿子，当场锁定了债务继承人。 在那个泥泞的村庄里，这种原始的契约精神比银行的征信报告还要硬。 乡亲们看重的不是那张欠条，而是黄元峰敢拿儿子的未来做担保的决绝。 路修了两个多月，通车那天，水泥路面硬得像铁，全村的鞭炮响成一片。 按照剧本，这应该是英雄落幕的时刻。 黄元峰该倒下了。 但生活最荒诞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按剧本演。 路通了，黄元峰去医院复查，医生看着片子直挠头：肿瘤不仅没扩散，反而稳住了，甚至有好转的迹象。 这在医学上叫奇迹，在心理学上叫“心流”。 那几个月，他在工地上指挥挖掘机、盯着混凝土标号，这种高强度的精神对抗，居然压过了癌痛。 他没把自己当病人，身体也就忘了“崩溃”这回事。 这人其实一直就是个硬核的技术控。 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就自己捣鼓发明过“千吨抗震床”，还拿了国家专利。 后来又研究索道技术帮村里运货。 这种“解决问题”的底层思维，贯穿了他的一生。 如今看来，那17万不仅修通了路，还撬动了整个村庄的经济杠杆。 路通了，游客进得来，农家乐开起来了。 那个原本可能背负沉重医药费债务的家庭，现在怎么样了？ 女儿拒绝了名企的高薪，回乡办厂。 黄元峰把提炼山苍子油的技术教给了儿子，还经营起了米酒作坊。 一家人现在的日子，有着踏踏实实的烟火气 如果当年他选择了“选项A”，把钱送进医院，现在的黄家可能正如医生所预言的那样，人财两空。 但他选了“选项B”。他用一场向死而生的博弈，赢回了路，赢回了钱，也赢回了命。 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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