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三位烈士，怀玉山血战被俘后皆英勇就义。三人同为红十军团核心将领，方志敏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建者，刘畴西为独臂军团长，黄埔出身还留过苏，王如痴任十九师师长，三人携手率部执行北上抗日任务，却在谭家桥一战错失战机，后陷入国民党军的铁桶合围。 那场围困来得又急又狠。1935年初的怀玉山，寒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红十军团的战士们已经断粮三天，有的把皮带煮软了啃，有的挖开冻土找草根，可还是填不饱肚子。 刘畴西的独臂在寒风里发僵，他攥着驳壳枪的手背上裂着口子，血珠渗出来，混着雪水往下滴——这胳膊是在1925年东征时留下的，当时他带着敢死队冲锋，敌人的炮弹炸飞了他的右臂，战友们都说他是“铁打的独臂将军”，可现在，这只铁胳膊连举枪都越来越沉。 谭家桥的失误像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上。那是去年12月的事儿了，红军本来占了地形优势，想把国民党补充第一旅往包围圈里引，可没想到敌人反应快，先抢占了制高点。 十九师师长王如痴那天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裤脚磨破了边，他趴在战壕里盯着对面山头的机枪阵地，喉咙喊哑了：“同志们冲啊！”可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去，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比一下重——要是当时再果断点，说不定能把制高点夺回来，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突围那天夜里，雪下得更大了。方志敏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给一个冻得发抖的小战士披上，自己只穿件单衣。小战士眼泪吧嗒吧嗒掉：“方主席，我不冷……”话没说完就打了个寒颤。方志敏摸着他的头笑：“傻小子，你还小，将来还要扛枪打鬼子呢。”队伍走得慢，因为很多战士脚冻坏了，每走一步都要咬着牙。 刘畴西走在前面，他想起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那时候他和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听周恩来讲革命道理，说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后来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认识了王明，两人争论过路线问题——谁能想到，十几年过去，自己带着队伍在山上啃草根，而那些留在城里的同学，说不定正喝着茶谈着什么“剿匪方略”。 被俘那天是个清晨。国民党军把他们押到临时指挥部，屋里生了炭火，暖烘烘的。方志敏盯着墙上的蒋介石画像，嘴角扯出一丝笑：“你们的蒋委员长，什么时候能让老百姓吃饱饭？”旁边的军官脸一沉，挥挥手让他们出去。 刘畴西坐在台阶上，摸出怀里的一块红薯——那是昨天突围时藏起来的，还没舍得吃。他把红薯掰成三块，递给方志敏和王如痴：“吃点吧，不然撑不住。”王如痴接过红薯，手指碰到刘畴西冰凉的手背，赶紧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给他戴上：“老刘，你的手不能再冻了。” 监狱里的日子更难熬。国民党派了好几拨人来劝降，有的是当年的黄埔同学，有的是国民党的政客。有个姓吴的专员拿着一张纸进来，上面写着“委任状”，说只要他们投降，就能当大官。 方志敏接过来看都没看就扔在地上：“我是共产党员，要投降就不是人了！”刘畴西坐在角落里，抱着胳膊不说话，直到那人走了才开口：“当年我们在战场上拼过命，现在要我跪着求活，做不到。”王如痴更倔，有次审讯的军官骂他“顽固不化”，他拍着桌子吼：“你们杀了多少老百姓？我们是为了救中国，你们懂个屁！” 就义那天，他们被押到南昌下沙窝。方志敏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军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看着周围的群众，大声说：“同志们，别难过，我们是为了国家牺牲的，值！”刘畴西的独臂垂在身侧，可腰板挺得笔直，他盯着远处的山，像是在看当年东征时的战场。王如痴的脸有点苍白，可眼睛亮得很，他跟身边的刽子手说：“开枪吧，我死也不怕。”枪声响起的时候，雪停了，太阳从云里钻出来，照在他们身上，像给他们盖了层金色的被子。 这三个人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神话，是实打实的血和命。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时，手冻得握不住笔，就用嘴哈气暖一暖；刘畴西在苏联学的是军事，可到了战场上，他比谁都懂怎么护着战士；王如痴是福建人，说话带着点口音，可喊口号时比谁都响。他们不是不怕死，是知道死得有意义——要是能换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死多少都值。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