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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周养浩在香港向法新社发表谈话,说:"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

1975年,周养浩在香港向法新社发表谈话,说:"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那是完全违背我的良心的,我不能向待我好的人反咬一口。" 1975年3月19日,是个大日子。在那一天,北京方面做出了一个震惊海内外的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犯。这不仅仅是把人放了,还给了一条极为宽松的政策,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想回来的,随时欢迎。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人,和戴笠、毛人凤是同乡,早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1933年加入军统,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和徐远举、沈醉并称“军统三剑客”。他在军统效力16年,从息烽监狱主任做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手上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亲自策划并参与了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小萝卜头”宋振中的行动,是血债累累的战犯。1949年底他试图逃往台湾未果,被解放军抓获,从1956年起,先后在功德林、秦城监狱关押,一关就是近20年。 刚进监狱时,周养浩是出了名的顽固分子,总拿“执行命令”当借口,不肯认罪,还处处不服管教。但大陆的战犯改造政策,从来不是简单的关押惩罚,而是人道对待、思想感化。监狱里早早解除了镣铐,把“牢房”改称“书斋”,白天打开牢门让犯人自由活动,撤销内卫减轻精神压力。 伙食不断改善,还组织学习、劳动和体育活动,生病有公费医疗,甚至允许他们和家人通信。周养浩看着身边的战犯一个个放下仇恨、认罪悔改,自己也慢慢被触动,开始反思过去的罪行。 1975年3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这是新中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特赦,共释放293名战犯。政策宽到让人意外:所有特赦人员一律恢复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出境便利,去了之后想回来,随时欢迎。周养浩拿到特赦通知书时,百感交集,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双手沾血的特务,还能重获自由,更没想到政策会如此宽厚。 特赦后,周养浩申请去香港和家人团聚。台湾方面很快盯上了他,派人找上门开出优厚条件,只要他在香港发表反共声明,抹黑大陆的战犯改造政策,就安排他去台湾,给高官厚禄、安享晚年。 但周养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对着法新社记者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真心话。他口中“待我好的人”,指的就是大陆。20年的关押,没有虐待,只有善待;没有报复,只有包容。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大陆能放他一条生路,已是天大的恩情,绝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反过来咬一口善待自己的人。 这番话在香港和海外舆论场引起不小震动,也彻底断了他去台湾的路。台湾当局恼羞成怒,拒绝他入境,还派特务在香港威胁他。周养浩后来辗转去了美国,晚年面对记者,他坦言自己能和家人团聚,全靠共产党的伟大政策,还公开驳斥了污蔑大陆战犯政策的言论,说自己“内心充满内疚,过去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应该”。 周养浩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20年改造后的良知觉醒。1975年的特赦,不仅是对历史的了结,更是对人性的尊重。大陆用包容和善意,感化了曾经的敌人,让他们找回了良心。这种胸怀,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强大,不是睚眦必报,而是以德报怨,用真诚化解仇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信源:人民网《1975年特赦全部战犯始末》、新华网《周养浩:从军统杀手到良知觉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中国七次特赦战犯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