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十九名即将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敢死队”成员的合影，他们的年纪都非常年轻，有的扛枪，有的举刀，个个脸上满是视死如归的坚定神情。 我站在省博物馆的展柜前，展厅的通风扇嗡嗡转着，吹得展签纸微微晃。手指隔着玻璃停在照片最边上的陈更新脸上，他耳后沾着一点淡墨——前一天夜里，他就着油灯给乡下的私塾先生写了封短笺，说“您教的‘舍生取义’，学生今日践行”，写完没来得及擦手，就被催着去集合了。 穿粗布短衫的周华，手里的大刀刃口泛着冷光，刀柄缠着半褪色的蓝布带，那是他妹妹去年给他织的帕子剪的。出发前他托同乡带了半袋碎银回去，只说“我在广州找了活，给妹妹攒嫁妆”，没提起义半个字，怕家里人担惊受怕。 林觉民站在人群中间，西装袖口别着钢笔，口袋里除了给妻子的家书，还有半块桂花糕——是妻子送他出门时硬塞的，说“路上饿了吃”。他摸口袋的时候，糕屑沾在指尖，他没擦，就那样攥着，好像握着妻子的手。 拍照的是街边相馆的小徒弟，第一次拍这么多大刀长枪的人，手抖得按不下快门。周华拍了拍他的肩，咧嘴笑：“小兄弟，拍清楚点，以后有人问起1911年的广州，就说我们来过。”小徒弟红着眼点头，咔嚓一声，定格了这张最后的合影。 起义前的那个深夜，据点的煤油灯芯烧得噼啪响，有人在擦枪，有人低头缝补袖口的破洞。陈更新把那封短笺塞进鞋底，用针脚牢牢缝住，说“要是我没回去，先生总能找到它”。周华靠在墙上，摸了摸刀柄上的蓝布带，没说话，只是把刀往怀里又紧了紧。 没人说“活着回来”，可他们都偷偷想过，想看看没有苛捐杂税的日子，想陪妹妹嫁个好人家，想跟妻子再逛一次广州的花市。 展柜的灯忽然亮了些，我晃了晃神，照片里的年轻人依旧眼神坚定，仿佛下一秒就要转身冲向两广总督衙门的大门。窗外的阳光斜进来，落在刀刃上，那冷光里，好像还藏着半块桂花糕的甜，和蓝布带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