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9年，贵州19岁保姆，无奈带着被雇主遗弃的6岁双胞胎投奔娘家，父亲嫌丢人，将她赶出家门，当国家得知情况后，直接奖励17万元。   1999年6月，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走廊里，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味，19岁的苗族姑娘李泽英，手里攥着一张刚买的生日蛋糕发票，面前却是人去楼空的绝望。   这一天是双胞胎的六岁生日。   就在几天前，这对双胞胎的生父——一位退休医生，在赌桌上输光了家里最后一个铜板，为了躲避凶神恶煞的高利贷催收，生母卓女士选择了最极端的避险方式：消失。   房东带着管理处的人上门收房，门锁被撬开的那一刻，留给保姆李泽英的，只有两个哭哑了嗓子的孩子，和被拖欠了数月的工资条。   按照理性的生存逻辑，这时候最明智的选择是报警，然后把孩子移交给福利机构，自己止损离场，毕竟，她只是个打工的，和这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李泽英看着两个孩子，四年前她刚来时，这两个早产儿瘦得像猫，是她用米汤和碎肉一点点把她们喂出了人样。   “姐姐，妈妈不要我们了吗？”   这句话击穿了李泽英的心理防线，她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一百多元——那是她全部资产。   “走，姐姐带你们回家。”   这句承诺，让她背负了半生的重担。   然而，回家的路比想象中更难走，当她带着两个非亲非故的孩子回到惠水老家时，等待她的不是避风港，而是宗族观念的严厉审判。   在那个闭塞的山村，一个未婚姑娘带着两个来路不明的孩子，意味着巨大的道德污点。   父亲李正明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突然暴起，抓起一条板凳狠狠砸在地上：“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没结婚就带两个野种回来，让我怎么见人？”   板凳摔得粉碎，父女情分也断了。   那一夜，李泽英在院门口跪下，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这是她对原生家庭最后的告别。   母亲王秀英不敢违逆丈夫，只能在暗处偷偷往女儿手里塞了半袋玉米面和几十块钱，这半袋粮食，成了李泽英带着两个孩子在城市边缘活下去的第一口补给。   再次回到贵阳，李泽英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极限。   在城郊结合部，她租了一间8平米的木板房，那种房子阴暗潮湿，墙角常年长着青苔，房间里只有一张摇摇欲坠的木板床，她把床让给了两个孩子，自己捡来包装电器的硬纸板和旧棉絮，在水泥地上铺了个窝。   这一睡，就是好几年，为了养活三张嘴，这个19岁的姑娘凌晨去早点摊帮工，白天在餐馆洗几十斤盘子，晚上还得去菜市场捡剩下的菜叶。   为了省下几块钱的电费，她经常借着路边的昏黄路灯给孩子缝补衣服，直到被巡逻的保安驱赶。   贫穷带来的不仅仅是缺钱，更是尊严的不断磨损。   2000年冬天，卓欣高烧不退，李泽英抱着滚烫的孩子跑了三家诊所，因为掏不出医药费被拒之门外，最后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她“扑通”一声跪在医生面前：“求您救救她，我给您当牛做马都可以。”   那个头磕在瓷砖地上，咚咚作响。   转机出现在2001年，当地晚报的记者意外发现了这个躲在城市夹缝中的特殊家庭，报道发出后，社会各界的捐款像雪片一样飞来。   这时候，李泽英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她拒绝了绝大多数现金捐助。   “我不能拿孩子的苦难换钱。”她对着镜头，眼神倔强，她只接受了一些旧衣服、文具，以及学校免除学费的政策支持。   这是一个极高明的直觉——如果她拿了钱，她就成了一个利用孤儿敛财的保姆，她拒绝了钱，她就站上了道德的高地，赢得了社会长达十几年的持续尊重。   日子就在这种紧绷的节奏中慢慢熬过。   直到2010年，李泽英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她穿着那件借来的、有些不合身的西装，被授予“全国诚实守信模范”称号，以及17万元奖金。   在那个年代，17万可以在贵阳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但李泽英拿着那个巨大的支票板，手抖得厉害，面对主持人的话筒，她泣不成声：“这钱我一分不花，留给孩子读书。”   这笔钱被存进了银行，变成了死期，无论家里日子多难，无论是不是又要去捡烂菜叶，她从来没动过取出来的念头。   那是她给两个孩子预留的“通天梯”。   如今，存折上的数字因为利息滚动变多了一些，但它的购买力早已不如当年，可它完成了一个比买房更伟大的使命——它把两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女孩，托举成了北京高校的研究生。   当年那个赌徒雇主，输掉了一家人的命运，而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李泽英用26年的地铺生涯，赢回了这一局。   行李箱合上了，48岁的李泽英拍了拍箱子，像是拍着当年那两个襁褓中的婴儿。   “去吧，去北京。”她说。  信源：贵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