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毛岸英去世40年后，她的妻子刘思齐突然向中央提出了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没有革命烈士证书？第二，为什么没有抚恤金？对此，中央高度重视，并很快给予了解决。 那年夏天特别热，刘思齐家里那台老风扇吱呀呀地转着。她刚从箱底翻出一件旧军装，那是岸英留下的，洗得发白，肘部有个不显眼的补丁。她摩挲着补丁，针脚细密，是她当年亲手缝的。窗外的蝉鸣一阵高过一阵，吵得人心头发空。 电话是在傍晚响起的。老战友老李打来的，闲聊中说起街道正在统计抗美援朝老兵信息，要补发一些纪念章。“思齐啊，”老李顿了顿，“岸英兄弟的……都办妥了吧？”刘思齐握着话筒，看着沙发上那件军装，半晌没说话。挂了电话，她坐在藤椅里，暮色一点点漫进来。 她想起几年前去烈士陵园，遇到一位山东来的大娘。大娘的儿子和岸英同年牺牲，她捧着鲜红的烈士证书，用粗布手帕一遍遍擦拭相框。“政府没忘了咱孩子，”大娘对她说，眼睛湿漉漉的，“有这个证，孩子就算没白活。”刘思齐当时替大娘高兴，可心里某个地方，悄悄裂开了一道缝。 那天晚上她没睡好。半夜起来倒水，看见那件军装还搭在沙发上，月光照在上面，泛着淡淡的蓝。她忽然很想知道，岸英如果知道这么多年都没有一张正式的烈士证书，会怎么说？他大概会挠挠头，用他那口湖南普通话笑着说：“思齐，要那个做什么？牺牲的同志那么多。” 可她还是写了那封信。用的是最普通的信纸，字写得工工整整。写的时候，台灯的光晕染开一小圈温暖，她想起的不是领袖的家风，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那个山东大娘擦相框的样子，和岸英军装上那个小小的补丁。 信寄出去后，她反而平静了。有一天午后，她正在阳台上浇花，邮递员在楼下喊她的名字。她下楼接过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不厚，拿在手里却有些分量。转身回屋时，邻居家的收音机正咿咿呀呀唱着京剧，阳光明晃晃地照在楼梯上。 她坐在桌前，没有立刻打开。风扇还在转，吹动了文件袋的一角。她知道里面是什么，也大概知道为什么会迟来四十年。但她忽然觉得，这些好像又不那么要紧了。重要的是，她问了，而有人郑重其事地回答了。就像很久以前，岸英每次出差回来，总会认真回答她每一个琐碎的问题一样。 她轻轻打开了文件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