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大年三十下午三点前，大门上的福字必须贴好，必须倒着贴，不然一整年的财运都得从门缝溜走。 我糊弄着说知道了，结果两点五十分，她一个电话打过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那福字呢？” 我手里的遥控器差点没拿稳，赶紧从抽屉里扒拉出红纸和胶水，冲到门口。北风刮得像刀子，胶水冻得跟石头一样，好不容易抹匀了，一手黏糊，一手冰凉，刚把福字拍上去，风一吹，又歪了。 大年初一早上，天还没亮透，她又来敲门了。不是催我起床，是拎着一件红得发亮的新外套，往我身上一比划：“穿上，从里到外都得是新的，旧的一点都不能沾。” 我看着那颜色，想说点什么，她一个眼神扫过来，我默默把话咽了回去，套上了。 直到一大家子人，挤在那个小客厅里，桌上摆满了盘子，电视里吵吵嚷嚷，暖黄的灯光照着每个人冒着热气的脸。我妈夹起一个饺子，小心翼翼吹凉了，放进奶奶的碗里。我爸跟我弟正为了一瓶啤酒，用眼神来回过了三百招。 那一瞬间，我身上那件扎眼的红外套，好像也没那么难看了。 后来我才明白，她非要守着的，不是什么老规矩，而是那个家的魂儿，是一家人不管在哪，都得整整齐齐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