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一名不幸被俘的苏联女兵，在被俘之后遭到了纳粹士兵轮流欺凌，女兵至死都保持着被侵害的姿势。 1941年的冬天，冷得有点咬人。莫斯科城郊的佩得里谢沃村，天一黑，卡车、火炮、皮靴踩雪的声音就压过鸡犬声。德国国防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在这里扎下脚，村里人都明白，外面的大战已经拐进自家门口。 11月26日清早，巡逻队在村口转悠。 有人看见，一个瘦瘦的年轻姑娘从树林边探身出来，衣着不像本地农妇，脚下雪一踩一个坑，走得急，眼神却不肯躲。她十八岁，原本是苏联中学学生，战事一起，就跟着去给军队带信、摸点、放火，课本早就换成了地图和暗号。 抓捕来得很快。枪口一抬，几名士兵冲上去，把她按住，拖进临时审讯的屋子。 门在身后一闷，外头只剩寒风。屋里灯光昏黄，军官抬头问话，问题不多，语气很硬，她能听懂，却只用沉默顶回去。 皮带和木棍随即接手。近三个小时，皮带抽在身上啪啪作响，木棍一下一下砸在肩背，打得人东倒西歪。问的还是那几句：谁派来的，和谁联系，红军在哪。 她嘴角裂开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牙关咬得死紧，就是不肯吐出一个名字。 刑法还在加码。御寒的大衣被扯走，只留一身单薄衣服，人被丢在冷风里，冻得浑身发抖。十八岁的身体本来还带着少年人的劲头，这会儿缩在墙角，脸色发白，眼神还硬在那儿。 德军看得出来，这个俘虏嘴不会松了。 关押的时间是三天，足够把一个人从重伤拖到半虚脱。 对德军来说，一个不肯开口的女孩留在牢里没用，不如变成一场示众。文件上很快多出一条：以“纵火犯”名义处以绞刑。木牌先准备好，人再往上挂。 行刑那天，佩得里谢沃被吵醒得比平时早。士兵挨家挨户敲门，呵斥着叫人到广场集合。 有人手里还捏着黑面包，有人给孩子胡乱系着围巾，谁都不敢多问一句。广场中央立着简易绞刑架，木头粗糙，绳索吊在半空，晃晃悠悠。 她被押出来时，胸前挂着那块写着“纵火犯”的木牌。衣服单薄，脸上青紫一片，看得出这几天挨了多少打。两个士兵按着她的胳膊往前拖，到台阶前，她顿了一下，猛地把胳膊一甩，自己迈开脚，朝绞刑架走过去。 广场四周站满德军官兵，枪口斜着，目光盯在绞刑架附近。村民挤在后面，有人把头低得很低，有人还是忍不住抬眼，看那张陌生的年轻脸。十八岁，本该坐在教室里抄题、在操场上跑圈，此刻站在粗糙的木架下，脖子上套着绳索，这幅画面比任何标语都来得扎心。 木板被踢开，身体在绳子上狠狠一抖，双腿在半空乱蹬几下，慢慢垂下来。 德军要的，就是这一幕：胸前挂着“纵火犯”木牌的苏联少女，被当着全村人的面吊在空中，让所有人记住“不听话”的下场。村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不敢说，眼睛却不由得往那边多看一眼。 这件事，要拎干净并不难：1941年11月26日，她在莫斯科郊外的佩得里谢沃，被德国国防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抓住；被皮带和木棍毒打近三个小时，被迫脱掉御寒衣物；关押三天，始终不肯出卖自己的国家和军队；最后胸前挂着写有“纵火犯”的木牌，在村广场当众绞死。 时间、地点、部队番号、手段，都摆在那儿。 后来的人一遍遍讲起这段经历，细节就像补丁一样往上贴。有人强调她被毒打，有人强调她被剥去厚衣服，也有人添上“轮流欺凌”“保持被侵害的姿势死去”之类的说法，把她的一生压扁成一句骇人的标题。久而久之，真正的十一月被埋在重口味的讲述下面，只剩下那行刺眼的字。 能在档案、证言里对得上的，是酷刑、脱衣、严寒，是拘押三天后当众绞杀，是“纵火犯”木牌，是村民被强迫围观。其余那些越传越狠的描写，多半出在二手故事里，带着情绪往前冲。有的人出于同情，怕别人“不够痛”，就添几笔；有的人只求“震撼”，乐意把受害者的身体再翻一次，当成谈资。 这个十八岁的苏联女兵，已经在德军面前挨打不低头，在绞刑架下推开士兵，努力把最后几步走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后来，她的名字被写进纪念碑，被写进课本，也被写进各种版本的故事。 把事实讲清楚，让人记住她挨过的打、受过的冻、挂过的木牌、被迫观看她死去的那一圈村民，比用无从证实的情节去吓唬读者，更像一种体面。 佩得里谢沃的雪年年还下，绞刑架早就拆掉。 村里有人提到1941年的十一月，还会说起那个胸前挂着木牌的姑娘，记得她在被押上绞刑架前甩胳膊的动作。想到这儿，许多心里会悄悄把那些吓人的说法压下去，只留下一个念头：那年冬天，有个十八岁的女孩，在这里顶住了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