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只手吸烟，另一只手摸佛像，妙语连珠地说：“佛兄啊，你头大、肚子也大，一定要保老百姓平安，过好日子！”这一镜头成为毛主席珍贵瞬间，展现了他内心深处对人民的关怀，即便是摸着菩萨，也是为了老百姓谋福祉。 往回一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一浪盖一浪，他在城楼上扬手，回出去的是“人民万岁”。 一边对着菩萨，一边对着全国，说来绕去，落点都在“老百姓”三个字上。 这股子念头，从小就在心里打底。韶山的孩子先背“四书五经”，耳朵里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爱翻《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传》，忠义、报国、造反这些词在书页里闹腾。 一九一九年，他读到《共产党宣言》，在那本书里认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认出了被压在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一一拎出来，分析各自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人民”两个字第一次被划得这么具体。 纸上有了判断，脚下得走上一圈。 一九二七年三月，他穿着草鞋下乡，三十二天走了七百公里，从湘潭到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一路钻祠堂、上田埂、进农户，白天看农会，晚上同贫农挤在屋里聊天，回来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话说得干脆：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就在乡村。 紧接着，三湾改编时，他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上，让士兵选出士兵委员会，又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三条纪律写进队伍骨头里。 井冈山打游击，他挂在嘴边的十六字诀里，那两句最要紧：“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枪分出去，是为发动群众；再集中，是为打击敌人。 这样一路走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就不再只是喊给人听的口号。 新中国立起来，这样的想法开始落在牌子和生活里。 国家定性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从公检法司到铁路、医院、邮政，再到影院、饭店，门楣上都多了“人民”两字。 各行各业搞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技术经验在全国流动，五十六个民族围着共同目标拧成一股劲，黄赌毒被大规模荡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一度难露头。 文艺工作者嘴上讲为工农兵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写进文件也落在舞台和书页。 青年人讲德智体全面发展，关心国家大事，理想挂在嘴边不算笑话，王进喜、焦裕禄、雷锋、时传祥成了那代人心里的标杆，很多人回忆那段岁月，总用“真”“公道”“有股子精气神”这样的词。 细枝末节，更能看出他对人民那份软和。 看大戏，戏台上穷人被命运折腾得不成人样，他在下面会跟着抹眼泪；下乡尝一口农民常年 吃的窝窝头，又粗又硬，他咽下去心里直犯堵；听说哪家贫农扛不过饥荒饿死了，会安静很久。他骨子里厌烦走过场、摆排场，也不爱自己被一圈圈警卫围着，怕同群众隔出一道看不见的墙。 日常穿衣吃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爱穿便装，脚上一双粗布鞋，衣裤破了补，补了再穿，被子破了接着缝，茶水喝完还把茶叶渣嚼两口，出门走累了就地捡根树枝当拐杖。 别人摇头说“太土”，他不在意，这个“土”，正是从平民来、心里认同平民的样子。 战争年月物资紧缺，他反复提醒：“我们有困难，人民更有困难。”分粮食时先惦记群众，宁可自己吃苦，把粮食分给群众，宁可自己盖稻草，把衣被分给人民，还一遍遍交代“任何时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新中国日子稍宽一点，他反而更警醒，老提李自成的教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把话说透，要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也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劲头。 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他先后失去了十六位亲人，这样的代价摆在普通人身上早就压垮了，他自己却极少提起。作为开国领袖，他为政清廉，大公无私，不徇私情，不谋私利。亲朋故旧找上门来打听职务、待遇，多半被他婉拒，不给任何特殊通道。 对子女，他的要求更严，只允许做普通人，不许打着“毛家”的旗号去办事。往前翻，中国早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话，孔子讲仁政爱民，孟子说“民贵君轻”，贾谊提“民为政本”，柳宗元讲“吏为民役”，明朝张居正被称作懂得“知人安民”，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 这些东西被他一块装进脑子里，又和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搅在一起，把人民从“邦本”推到决定历史方向的位置上。 他一再强调，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不能把自己摆在人民头上，也不能站在人民之外，领导人得站在人民之中，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把个人命运扎在最广大人民当中，把一生心血压在中华民族翻身解放那一盘大棋上。 这样一路绕回来，再看那尊佛像就有点意味了。 毛主席一只手吸烟，一只手摸着菩萨的肚子，说“佛兄啊，你头大、肚子也大，一定要保老百姓平安，过好日子”，看着像随口一说，其实是把心里的标尺又念了一遍：连神佛都得想着老百姓，当家的那个人，更不能忘这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