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总统不是拜登，也不是奥巴马，而是那个总是把中美友谊挂在嘴边的特朗普。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以战略再平衡为主，通过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来应对中国影响力扩大。具体措施包括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涉及12个国家，旨在制定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工权益，但中国被排除在外。 这项协定覆盖了全球40%的经济体，帮助美国企业在区域内获得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美国增加在南海的海军巡航频率，与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国进行联合军演，这些行动直接影响了区域安全格局。经济上，中美贸易额从2009年的3000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约5780亿美元，美国公司如苹果依赖中国供应链进行生产组装。 尽管存在网络安全和人权分歧，奥巴马政府注重通过多边机制如联合国处理问题，避免单方面极端对抗。这种政策框架让中美互动保持相对稳定，中国能根据美国公开声明制定应对策略，避免突发冲击。 特朗普上任后，公开场合多次强调中美关系重要性，并在2017年海湖庄园会晤中设立高层对话机制，但实际行动迅速转向施压。2018年，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指责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方面存在不公，随后分阶段加征关税，先对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覆盖工业和科技产品。这导致中国对等回应，贸易摩擦升级到超过3000亿美元规模。美国企业供应链中断，许多公司如通用电气面临成本上升。 特朗普的决策绕过传统外交渠道，常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宣布变动，如2018年底宣称中国同意降低汽车关税，却在2019年5月突然提高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至25%。这种反复让谈判充满不确定，中国出口下降明显。农业领域，美国大豆对华出口锐减，特朗普提供补贴缓解农民损失，但坚持推进，认为这能改变中国贸易实践。他的商人背景使政策优先短期获利，不顾全球经济波动。 科技领域成为特朗普对华施压重点。2019年，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出售芯片和软件，这直接限制了中国5G设备发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展禁令范围，并游说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抵制华为设备，导致多家运营商调整采购计划。同时，美国加强审查中国投资，阻止收购半导体公司，并限制中国学生签证，尤其是理工科领域。这些措施旨在保护美国技术优势，但也造成美国公司如英特尔销售损失。 特朗普在G20峰会后同意暂缓新关税，却很快继续技术限制，针对更多中国企业。相比奥巴马的规则导向，特朗普的做法不遵循固定路径，只求结果最大化。他的口头友谊往往掩盖实际打压，如一边称赞两国合作，一边实施出口管制，这让中国难以预判下一步行动，增加了应对难度。 拜登接任后，延续对华强硬，但转向系统化框架。2021年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530亿美元支持本土半导体生产，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该法案覆盖研发和制造，帮助美国公司如台积电在美国建厂。拜登维持多数特朗普关税，并在2024年提高半导体关税至50%，针对电动汽车和电池加征更高税率。 这些行动通过国会立法，确保政策连续性。同时，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盟友协调出口管制，限制先进技术流入中国军方用途。相比特朗普的突发性，拜登注重多边合作，如推动印太经济框架，邀请14国参与，设定供应链标准。这让压力分散，避免单方面极端措施。贸易上，拜登虽保留关税，但允许部分豁免，推动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如2021年联合声明减排目标。他的政策虽压制中国发展，但提供更可预测的空间，中国能通过谈判调整策略。 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继续放大对华不确定性。2025年，他威胁对华征收60%关税，并针对稀土出口管制回应中国措施，导致全球供应链短缺。2026年1月，特朗普宣布调查家具进口，并威胁对伊朗贸易伙伴加征25%关税，这些举动扩展到盟国，影响全球贸易平衡。同时，美国加强芯片出口限制，与英伟达和AMD达成协议，允许部分AI芯片出口但收取15%费用。 他的政策仍以交易式为主，优先美国利益，不顾盟友损失。这与拜登的多边主义形成对比，特朗普的反复施压制造更大不确定，对中国经济节奏干扰更深。奥巴马时期的温和遏制依赖国际规范，而特朗普的商人逻辑让打压无底线，构成直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