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斯年给陈寅恪夫妇写信，叮嘱他们抓紧时间南下。对此，陈寅恪夫人唐筼，动了心，想要收拾行李南下。但是陈寅恪却说“我坚决不去。 唐筼的手顿在叠了一半的长衫上，回头看着坐在藤椅上的丈夫，眼底藏着掩不住的焦灼。 她太清楚傅斯年的心意，也懂这封信里藏着的紧迫，彼时傅斯年已赴台筹建台湾大学，念着与陈寅恪数十年的交情，念着他目疾缠身、行动不便，才一遍遍催着南下，甚至在信里写好了接应的路线，连随行的书箱该如何安置都考虑得周全。 唐筼自嫁与陈寅恪，跟着他辗转北平、昆明、成都，半生都在躲避战乱，她的身体本就孱弱，常年受心脏病困扰，一路的舟车劳顿于她而言已是难事，更遑论对视力仅剩微光的陈寅恪，那趟南下的路，光是想想就让她心里发慌。 可她更怕的是时局未定，怕留在北平的日子里有未知的风险，怕丈夫耗费半生的学术研究，到头来连一方安稳的书桌都寻不到。 她走到陈寅恪身边，轻轻抚过他放在桌案上的手，那双手写过无数锦绣文章，校过无数古籍善本，此刻却攥着信纸。“孟真待你这般诚心，南下的路他都安排妥当了，台湾那边有安稳的住处，有齐全的医馆，你这眼睛，还有我的身子，总好过在这儿担惊受怕。” 唐筼的声音放得轻，带着几分恳求，她翻出压在箱底的药瓶，倒出两粒药片递过去，“何况你的那些书，我们慢慢搬，总能都带走的。” 陈寅恪抬手推开了药瓶，目光落在窗户外的清华园方向，那里有他耕耘了数十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他翻遍了的藏书楼，语气里没有半分迟疑，反倒带着几分执拗。 “我的书搬不走，我的根也搬不走。”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史，是隋唐典章，是敦煌文书，这些东西的根，在北方的碑刻里，在北平的藏书楼里，在中原的故土里，到了台湾，对着那些翻刻的典籍，我还能做什么研究？” 他不是不知傅斯年的好意，也不是不懂妻子的担忧，只是于他而言，文人做学问，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寻章摘句，而是扎根在这片土地的文脉里，离开这方水土，那些古籍、碑刻、风土人情，便都成了纸上的空谈，失了最真实的意涵。 唐筼望着丈夫的侧脸，忽然红了眼眶。她嫁给他三十余年，太懂他对学术的执念。 陈寅恪出身义宁陈氏，家学渊源，自少年时便游学海外，却始终记着自己是华夏学人，归国后便一头扎进国学研究，哪怕抗战时期躲在昆明的茅草屋里，哪怕目疾日渐加重，靠着口述让助手记录，也从未停下笔耕。 他的一生，都与这片土地的文脉紧紧缠在一起，北平的一砖一瓦，江南的一草一木，都藏在他的研究里，这样的人，又怎会愿意远走他乡，做个无根的学人？ 彼时的陈寅恪，左眼早已失明，右眼的视力也仅剩0.1，连看书都要凑到眼前，靠着放大镜一字一字地辨认。他不是没有想过南下的难处，只是这些难处，在故土的文脉面前，都成了次要的。 他跟唐筼说，北平是他治学多年的地方，这里有他熟悉的师友，有他翻遍的藏书，哪怕时局再难，只要有一方书桌，他就能继续做学问。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若是日后日子艰难，便闭门著书，把自己半生的研究都整理出来，留给后世。 傅斯年收到陈寅恪的回信后，又接连写了几封信来劝，甚至托人带来了机票，可陈寅恪始终婉拒，只是在信里对傅斯年说：“君为友谋，甚感至意，然我意已决，不拟南下。”他的这份决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一位学人对故土的坚守，对学术的初心。 唐筼看着丈夫心意已决，终究是收起了行囊，默默转身去收拾书桌，把散落的古籍一一归置，她懂了，丈夫的安稳，从来都不是在安稳的住处里，而是在能让他安心做学问的故土上。 往后的日子里，陈寅恪留在北平，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哪怕后来双目完全失明，哪怕生活几经波折，也始终笔耕不辍，写下了《柳如是别传》等传世巨著。 他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华夏学人的风骨，学问可以无疆，但学人必有根，这根，扎在故土的文脉里，扎在对这片土地的眷恋里，从未动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