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省的领导，给沿路的土匪写了封公开信。说有一帮穷学生要路过，去昆明念书，求你们高抬贵手，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别动他们。最魔幻的是，土匪们……居然真就没动手。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 我爷爷就是那群学生里的一个，叫顾明远，背着半袋翻卷了边的课本和一床打了三层补丁的棉絮，从长沙一路颠到滇西。那时候山风卷着松针往脖子里钻，他跟三个同学挤着走，手里攥着仅有的半块硬玉米饼，心一直悬在嗓子眼——早听说这山里的土匪，连官府的盐商队都敢抢，他们这些穷学生，别说钱，连件没补丁的衣裳都没有，真撞上了，指不定要遭什么罪。 正缩着脖子赶路，路边的灌木丛突然哗哗响，几个穿粗布短打的汉子钻出来，腰里别着亮闪闪的驳壳枪。爷爷说他当时腿都软了，把怀里的《史记》抱得死死的，就怕被抢去当柴烧。可领头的汉子只是扫了眼他们背上的书皮，烟袋锅子在石头上磕了磕，火星子在黑夜里亮了一下，粗声粗气问：“是去昆明念联大的娃？” 爷爷他们忙点头，大气都不敢出。那汉子突然从布袋子里摸出四个烤得焦黑的红薯，往他们怀里塞：“前面那段坡有落石，跟着我们走，别瞎跑。龙主席的信我们当家的看了，学生是去救国的，动你们，我们还算个屁的中国人。” 那天晚上，汉子们提着马灯在前面开路，时不时回头喊一句“小心脚边的沟”“别碰那丛带刺的草”。走到山口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汉子们停住脚，说再往前就有乡公所的人接应了，然后转身钻进了树林，连个名号都没留。 后来爷爷在联大念了历史，再后来去了滇西战场当随军文书。他说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红薯的味儿，甜得能盖过所有的苦。有次在阵地上，他碰到一个缺了左耳的老兵，腰里别着跟当年那汉子一样的旧驳壳枪，老兵说他以前在山里当“大王”，龙主席的信来那天，当家的把枪往桌上一砸：“以后谁动学生一根汗毛，我崩了他。” 风刮过壕沟上的铁丝网，爷爷看着老兵的背影，鼻子突然就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