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过：“武则天是优秀的政治家，这点什么吕后，慈禧，就跟她不是一个级别的。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女皇身份执政的统治者，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横跨朝代，也横跨男女。 可令人意外的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对她评价颇高，曾直接说：“武则天是优秀的政治家……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毛主席可不是轻易评价古人之人，他向来“话糙理不糙”，但这番评价，确实点到了武则天的几个硬实力。 如果不看她在位时身处的唐朝历史高光期，单看武则天本人，她要从李治的才人，一步步走到皇后、再到“则天大圣皇帝”，绝不是光靠手段就能做到的。 那个时代的门阀士族盘根错节，女性稍有举动都会被贴上“惑国妖妇”的标签，可偏偏她就能在如此风眼之中稳住阵脚，坐稳龙椅，开创“神龙政变”之前的治世格局。 这种政治协调力，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毛主席为何称赞她“有容人之量”？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她敢于起用张柬之、姚崇这样的直臣，也扶持狄仁杰、桓彦范等既有能力又有骨气的官吏。 这些人不是只会顺从，她之所以敢用，就是因为她心中非常清楚，只有真正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才值得让皇权为其让道。 这和毛主席建国后广开言路、重用非党派人士、甚至任用与己观点不同的人才，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容人，不是盲目迁就，而是在关键位置上识得人才，这本质上就是治理国家的大智慧。 至于“识人之智”，放在历史语境里看看就更明显了。武则天最初选拔人才搞了一种“举贤良、征吏才”的制度，本质上是打破了显贵子弟、门第世家的用人链条，提拔底层人物入朝为官。 这点和毛主席提出“培育革命接班人必须从青年、从工农分子中培养”的理念，不谋而合。毛主席强调政治路线正确是第一位的。 而武则天通过打破既有阶级控制，用事实证明了她对人才的独到见解。君不见，张说、苏味道等一大批后来参与开元盛世的栋梁之才，都是从她一朝开始崭露头角的。 毛主席所说的“用人之术”也是她的一个长项，这不是嘴巴上说说能实现的。从制度看，她推动了政事堂制度的完善，使得国家治理层级更加清晰； 从行政看，她注重考课制度考核官员，让为官不是只凭出身而是凭政绩说话；从军事看，她能分权制衡，既让长安的禁军押阵稳固，又能调动边军抵御外敌。 她并不仅满足于“坐稳位置”，而是真心实意地让朝廷更高效地运作。毛主席晚年也曾多次强调制度建设和干部管理，这在根子上是一种共通的施政哲学：不是人治，而是制度与人的双重整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虽然被称为“女皇”，但她并没有试图颠覆传统的家国天下结构，她不是从外部推翻皇室制度，而是从内部完成过渡，并在施政期间始终维护着社会秩序。 她改国号为“周”，但并未斩断李唐旧脉；她支持佛教，但并未排斥儒家。这种“平衡术”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态度。毛主席在新中国初建时。 面对旧有文化体制并不是一味激进，而是采取稳妥措施让社会平稳过渡，这种行为模式与武则天在权力转换期的策略，不妨说是一脉相承。 当然，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为她的身份标签辩护，而是要看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什么样的转变，留下了哪些制度性成果。 武则天当政时期，国家版图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朝廷政令畅通，百姓没有陷于动荡，反而有较多的安定生活空间。这和她坐在皇位上的性别关系不大。 和她足够理性负责的执政方式关系极大。毛主席作为一代革命家，之所以高度评价武则天，本质上正是因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她确实做到了“识人任事、心中有数、有章可循”。 从这个角度看，把武则天放在千年历史中重估，并不是为了评价一个人如何“惊艳”，而是为更深入理解何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她让后来者看到，在不利条件下依靠制度和识人用人能力。 依然可以取得实打实的成就。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最终都要交给时间去衡量，但像毛主席这样以现代国家治理理念重新解读古人，倒是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