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名匪徒拦下中国驻贝宁大使馆的汽车后，将女参赞石沂东劫持了。此后，石参赞经历了生死惊魂的一幕，但她最终临危不惧，用视死如归的精神，保护了车上的重要外交文件。   2004年7月18日，西非的黄昏比预想中来得更早一些，石沂东坐在专车的后座，目光扫过仪表盘，数字刚好跳动到17：01，这里是连接多哥与贝宁科托努的边境公路，夕阳把沥青路面烤得泛出油光。   作为中国驻贝宁大使馆的政务参赞，她刚刚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因为科托努没有机场，她不得不亲自带队，护送外交部行政司考察组去邻国多哥登机，此时是返程的第二个小时。   前导的那辆面包车为了赶路，不知不觉间已经把油门踩深了，与石沂东乘坐的后车拉开了一段危险的真空地带，车载收音机里或许正播放着嘈杂的当地音乐，直到一阵尖锐的警笛声硬生生切断了这份平静，一辆挂着警灯的车子从侧后方咬了上来。   在贝宁这个被外交部定为“四类艰苦馆”的地方，警笛声并不总是代表秩序，有时它意味着更深的混乱，石沂东按下了车窗，她没有看到穿制服的执法者，只看到三个体格像铁塔一样的壮汉跳下车，手里并没有拿罚单，而是握着某种喷射装置。   一切发生得比快门还快，没有询问，没有敬礼，一股刺鼻的液体直接对着她的面门喷射而来，那一瞬间的痛感是毁灭性的，石沂东本身患有严重的高眼压症，这种化学喷雾对她脆弱的视神经来说，不亚于泼了一勺滚油。   世界瞬间在她眼前黑了下去，只剩下火辣辣的剧痛和眼睑痉挛，在视觉被剥夺的恐慌中，人的本能通常是蜷缩防卫，但石沂东的大脑在黑暗中反而并在出奇的冷静，她做出了第一个反直觉的动作：没有去捂眼睛，而是死死抱住了怀里的牛皮公文包。   那里装着刚签好的外交文件和机密资料，是绝对不能流落在荒野上的国家资产，匪徒显然被这个女人的顽强激怒了，他们把驾驶座上的当地司机拖下去殴打，又对着石沂东的脸补了一次喷雾。   车门被拉开，一只粗糙的大手伸进来，暴力扯开了她护在胸前的手臂，一把夺走了那个沉甸甸的包“老实点，不许动”陌生的贝宁土语夹杂着法语的呵斥在耳边炸响，此时，石沂东虽然看不见，但她的战术意识依然在线。   她强忍着剧痛，用法语对正准备停车查看的前车喊话，示意他们不要停，继续走，这是一个残酷却极度理智的“断尾求生”决策，前车里坐着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旦停车，所有人都会成为猎物，车子再次发动了，这次掌握方向盘的是匪徒。   石沂东感觉到冰冷的金属管口顶在了自己的腰部，那是枪，车轮碾过碎石，颠簸着把他们带离了公路，开向未知的荒丘，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匪徒开始翻检战利品，那个被石沂东拼死保护的公文包被粗暴地拉开。   并没有预想中的美金或珠宝，只有一叠叠密密麻麻印着汉字和法文的纸张，对于这群只想发横财的暴徒来说，这些关于国家利益的绝密文件，价值还不如一包香烟，只听“啪”的一声，公文包被像垃圾一样扔回了后座，因为无知，文件反而安全了。   车终于停下，这大概是一片荒无人烟的野地，四周只有风吹过干枯灌木的沙沙声“你带枪了吗，我们需要枪”匪徒终于图穷匕见，在那个动荡的年份，外交官的配枪在黑市上是硬通货，他们不仅想要车，还想要致命武器。   石沂东在这个生死关头，打出了她手里唯一的一张牌，身份，她没有乞求饶命，而是挺直了脊背，即使眼睛肿得无法睁开，语气却硬得像块石头“我是中国外交官”她用流利的法语告诉这三个亡命之徒：“中国和贝宁是朋友，你们看到的体育场、会议大厦，都是我们援建的”。   这句话里藏着巨大的心理博弈，她没有说“别杀我”，她在说“杀了我，你们惹不起我背后的那个国家”，“我们是来帮朋友修房子的，朋友之间，不需要带枪”匪徒们沉默了，在那片荒凉的非洲原野上，"China"这个词的分量，比他们手中的土制枪械要重得多。   那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援建工程堆出来的国家信誉，此刻成了挡在石沂东胸前的一面无形防弹衣，三个壮汉互相对视了一眼，杀一个有外交豁免权的中国高官，后果是他们无法承受的，贪婪最终让位于恐惧。   他们把石沂东和受伤的司机推下车，抢走了那辆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扬长而去，引擎声远去，世界重新归于死寂，石沂东站在荒丘上，双眼依然剧痛难忍，视线模糊得只能看见光影的轮廓，但她第一时间摸索到了那个被丢弃在座位旁的公文包。   文件还在，一张都没少，接下来的路，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漫长的一公里，在这个被称为“四类艰苦馆”的国度，她忍着眼疾复发的风险，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走向远处微弱的灯光，那是当地的一户民居。   当使馆的救援人员最终见到她时，这位女参赞狼狈不堪，脸部红肿，但那个公文包依然紧紧攥在手里，所幸那种化学喷雾虽然由于她本身的高眼压症造成了剧烈痛苦，但并没有造成永久性失明，经过紧急处理，她的视力慢慢恢复了。 信息来源：“有惊无险：我在贝宁被绑架”——石沂东参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