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前汉武帝对卫子夫还剩几分情分？卫子夫自尽后他后悔吗？ 答案并不藏在巫蛊之祸爆发的那一年，而是在更早之前，已经慢慢显现。征和二年之前，汉武帝刘彻与皇后卫子夫之间，早已不再是夫妻之间的情分，而是一种夹杂着依赖、警惕与习惯的政治关系。 到征和年间，卫子夫入宫已近五十年，当皇后也三十多年。汉武帝不再踏足椒房殿，不再在意卫子夫的容貌，却把整个后宫的运转交到卫子夫手里。 每一次出巡甘泉宫、雍城，留守长安的，是皇后卫子夫。奏报送到甘泉宫，汉武帝往往只扫一眼便点头，这不是亲密，而是信任制度的稳定。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卫子夫越是稳重，太子刘据越是宽和，就越显得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风格格格不入。元封以后，汉武帝重刑法、信方术，对巫蛊、厌胜之说深信不疑，朝中依靠严刑峻法上位的人不断聚拢。 这些人心里清楚，只要刘据继位，很多做法都会被清算。 霍去病、卫青相继去世后，卫氏集团的军事支撑消失。卫子夫在后宫仍然尊贵，却已经失去真正的外援。汉武帝不是看不到这一点，只是选择了放任。 江充、苏文之流不断进言，指向太子与皇后，汉武帝没有制止，反而提拔这些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 巫蛊之祸前，汉武帝对卫子夫并非全然无情。公孙贺案发生时，牵连到卫氏亲族，汉武帝没有立刻废后。搜宫开始前，汉武帝也未下明诏要动皇后。 卫子夫一直等一个解释的机会，却始终等不到汉武帝的只言片语。甘泉宫的沉默，比任何指责都更让人不安。 当江充在宫中“发现”木偶时，刘据派人入椒房殿求助。卫子夫几乎没有犹豫，就以皇后的名义调动宫卫。这不是争权，而是母亲在救子。 卫子夫心里清楚，一旦坐等圣旨，结局只会更坏。汉武帝多年未与太子正面沟通，已经把局势推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 长安城的血战持续数日，胜负很快分明。废后诏书送到椒房殿时，卫子夫已经不再期待汉武帝的态度。进宫四十九年，这个女人太清楚刘彻的性格。 只要被定性为“逆”，就不会再有解释的空间。卫子夫选择自尽，是对皇后身份最后的维护，也是对这段关系的彻底了断。 卫子夫死后，汉武帝的反应，最能说明问题。江充被诛，思子宫建起，归来望思之台也很快完工。汉武帝在悼念刘据时极尽张扬，却从未为卫子夫多说一句。 没有改葬，没有追谥，甚至连一句公开的惋惜都没有。这不是忘记，而是刻意回避。 更能看清所谓“悔恨”的，是汉武帝对刘病已的态度。这个刚出生不久的曾孙，被关在狱中五年，无人照看。汉武帝明知其存在，却不闻不问，甚至一度下令处死。 若不是丙吉冒死阻拦，刘病已早已不在人世。一个连血脉延续都不愿面对的人，很难说是真正沉浸在悔恨中。 有人说，汉武帝晚年终于醒悟。可真正的醒悟，应当体现在制度和行动上，而不是宫殿和高台。刘据没有追封，卫子夫没有名分，所有补救都停留在象征层面。 汉武帝需要的，是让天下看到悲痛，而不是承认判断失误。 巫蛊之祸前，卫子夫在汉武帝心中仍有分量，却已经不足以对抗恐惧；卫子夫死后，汉武帝或许有悔，却不愿为这份悔承担代价。 直到多年后，刘病已登基，追谥思后、戾太子，才把这段被刻意搁置的历史重新放回正位。只是这一切，对卫子夫来说，来得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