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冬面”竟是“馄饨”变的？那清朝重臣僧格林沁和新加坡又是啥关系？网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明代常见的“佛郎机”大炮与工艺精美的“珐琅”，其名称都源于德国的“法兰克福”，甚至可追溯至中世纪的“法兰克”。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就隐藏在译名的词源流变之中。在引进外来词时，常采用音译兼顾意译的方法。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与演变，词语的发音和写法往往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导致词源变得模糊：“原来它们是同一个词？”当然，也不乏因为发音、写法相近造成的误解。“珐琅”和“佛郎机”，谁是真的“法兰克”？ 《西游记》第十六回写到，唐僧、孙悟空师徒取经途中来到观音禅院，得到住持金池长老款待，请他们喝茶的茶具是“法蓝镶金的茶钟”，唐僧夸赞：“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引出了金池长老趁机求看锦襕袈裟并起贪心的后续情节。书中被视为珍品的“法蓝”，现在通常写作“珐琅”。它的制作原理是在器物的金属胎上施以石英、长石、硝石、碳酸钠、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等釉料，以硼砂为助熔剂，烧制后呈彩色玻璃质效果，质地坚实有光泽，所以牙釉质也有别名“珐琅质”。著名的北京工艺品“景泰蓝”，即为掐丝铜胎珐琅工艺，因其在明代景泰年间达到新高峰，且蓝色釉料最为出众，后世称之为“景泰蓝”。 珐琅制造是13世纪左右从欧洲、阿拉伯等渠道传入，之后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西游记》成书的年代，珐琅还不太多见，才被270岁的金池长老视为珍宝。今天在我们生活里常见的搪瓷器具也属于珐琅工艺，但若金池长老端出的是搪瓷缸，恐怕就难以令人联想到“美器”了。“珐琅”是“佛郎嵌”的音译，明代《格古要论》中写到阿拉伯地区的铜掐丝珐琅工艺，当时被称为“大食窑”，并与佛郎嵌作比较：“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相似。”虽然“佛郎”的发音确实有点像法兰克福或者法兰克，但“佛郎”一词，与历史上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拂菻”有关联。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其珐琅工艺继承自古罗马，可以上溯至古埃及。这和德国就没有关系了。 “佛郎机”虽与“珐琅”的原名“佛郎嵌”发音相近，但二者的词源不一样。元明时期，枪炮从西方传入中国，其输出国家被统称为“佛郎机”，有时也用“佛郎机”直接代指欧洲武器，或者更形象地写成“伏狼机”。《明史·佛郎机传》载：“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但当时人所说的佛郎机和德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初，佛郎机是新航路开辟后，明朝对来华葡萄牙人及其火器等事物的统称，后逐渐成为葡萄牙的代称；再后来，随着西班牙在万历初年遣使来到中国，佛郎机又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泛指，因为西班牙以被它殖民的吕宋（今属菲律宾），作为与中国发生经济和政治往来的重要基地，西班牙也被明朝人称为“吕宋佛郎机”，以示区分。这两个国家的名字都和佛郎机的发音相差很大，那人们为什么指“牙”为“佛郎”？原来，“佛郎机”其实是东南亚的穆斯林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称呼，沿用了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名字，被明朝人吸纳。公元9世纪初，法兰克查理大帝建立了幅员辽阔的查理曼帝国，后来他的三个孙子订立《凡尔登条约》，查理曼帝国分成三个国家，成为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到了清代中期，因为读音相近的关系，清朝人又将法兰西称作佛郎机。甚至在一些记载里，佛郎机成了西欧国家的泛指。因此，“佛郎机”一词在明清文献中的具体指代，需结合上下文判断。所以，能够制造大炮的“佛郎机”，词源来自“法兰克”；珐琅的词源“拂菻”则来自古代波斯对东罗马帝国称呼的音转。一定要说和德国城市法兰克福的关系的话，那还是佛郎机更近，因为法兰克福的词源是由“Frank”（法兰克人）和“furt”（浅滩）组成的。美食音译闹“乌龙”看似相近的“珐琅”和“佛郎机”不是同源，但日本的传统面食“乌冬面”却与中国的“馄饨”同源。乌冬面在日文汉字中写作“饂飩”，“乌冬”是音译。关于这个有点拗口的名字来源，也是众说纷纭。较为常见的一种解释是：日本遣唐高僧空海大师将中国的馄饨做法带回日本后，演变成今天的乌冬面。这就让人疑惑了，因为乌冬面和馄饨除了面食这一共同点之外，做法和外形都相差甚远。《齐民要术》的日语译者奥村彪生认为，从“馄饨”到“饂飩”的变化是在镰仓时期出现的。当时寺院常以热汤面待客，但纤细的索面不耐煮，筋道的乌冬面成为主角。乌冬面和馄饨都是以汤煮制的做法，因此以馄饨中的“饨”为之命名，为体现热面的特点，又用“温”代替“馄”，写成“饂”，最后乌冬面就和“馄饨”产生了若即若离的关系。 从“馄饨”到“乌冬”，并不是译名变化的个例。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小零食“仙贝”，不仅长得不像贝壳，成分里也没有鲜贝，吃完一大包还是没想明白为啥叫这个名字。实际上它是“煎饼”（せんべい）的日语音译，因为在日本主要用大米为原料，也可以直译为“米菓”。相同的词源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关联。新加坡的英文名“Singapore”是马来语“Singapura”的转写，而这个马来词是梵语里“狮子”和“城”的组合。清末蒙古族重臣僧格林沁的名字来自藏语，其中僧格意为“狮子”，同样可以追溯到梵语里的词源。两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名字就这样产生了有趣的联系。 换个马甲不一样同词源不同写法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和地名同名的事物里，因为许多地名的译名往往由来已久，古音和今音已有变化；或是约定俗成，采用了与原本发音不完全相近的写法，再命名其他事物时，就会产生不同译法的情况。比如，位于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贺兰山，西北方与阿拉善高原相邻，“阿拉善”就是“贺兰”的另一种音译。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国名“Venezuela”来自意大利语，意为“小威尼斯”。1499年，意大利探险家维斯普奇来到委内瑞拉，看到当地原住民在马拉开波湖边修建的水上吊脚楼，联想到有“水都”之称的威尼斯，便将此地命名为“小威尼斯”，音译成“委内瑞拉”。上班族、学生党的续命神器咖啡，名字其实也来自地名。野生咖啡豆原产于埃塞俄比亚的Kefa（卡法）地区，据说当地一位牧羊人最先发现山羊吃了咖啡植物的种子后分外兴奋，便将它采下来制成饮料。15世纪，有助于提神的咖啡在阿拉伯半岛广泛流行，16至17世纪，主要通过威尼斯商人和奥斯曼帝国等渠道传入欧洲，荷兰人称它为“koffie”，英语写作“coffee”。咖啡于清代传入中国，在清末逐渐流行，一度译名众多，比如黑酒、架啡、考非、磕肥等等，最后还是“咖啡”传承至今。 上海西餐里的招牌菜“罗宋汤”，同样是以地名命名的，即“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一些俄侨辗转来到上海定居，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今名淮海路）就是俄侨的聚居地之一，当时的上海人给它取了“罗宋大马路”的别名。他们在上海开设多家俄餐馆，将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传统头盘红菜汤引入中国。为了更符合国人的口味，红菜汤被中国的“山东帮”厨师进一步改良，增加了食材中番茄酱的用量，减少了正宗做法里的红菜头比例，改变了“冷汤”吃法，转变为鲜香酸甜、浓郁热烫的海派风味，备受食客喜爱，也成为上海家庭便于复刻的经典菜。美国篮球运动员科比·布莱恩特的名字，和日本城市神户的英文名Kobe相同。科比的父母喜欢吃神户特产的牛肉，于是用“神户”给孩子取名。但同样的词在中文里用字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只看汉字写法，很难想到科比的名字其实是神户。位于拉萨市区西北红山上的布达拉宫，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的松赞干布时代。它和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虽相距4000余公里，名字却同源，均音译自梵文“Potalaka”（补怛洛迦），指佛教中的观音道场，即印度的补怛洛迦山。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也是以“观音圣地”命名的，建筑风格仿照布达拉宫，俗称“小布达拉宫”。纵然写法相同，未必同出一源 聚居于第聂伯河、顿河、乌拉尔河等流域的哥萨克人，因名著《静静的顿河》而被许多人熟知；这一族群的名字与居住于我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族发音非常近似，导致许多人误认为“哥萨克”就是“哈萨克”。这两个名字确实都来自突厥语“自由人”，体现出草原游牧的特点。但哥萨克和哈萨克是不同的族群，文化、信仰、聚居地都不一样。美国的佐治亚州和欧洲国家格鲁吉亚在英语中都写作“Georgia”，也容易让人以为佐治亚州和格鲁吉亚有某种渊源，比如这个州是不是以格鲁吉亚移民为主？但如果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二者的同名更可能是巧合。格鲁吉亚人对国土的自称为“Skartvelo”（发音类似萨卡尔特洛），意为“卡尔特利居民住的地方”，卡尔特利是格鲁吉亚的核心地区。在基督教成为该国民众的主要信仰后，这一称谓又和《圣经》人物雅弗的孙子卡尔特洛斯关联起来。欧美国家对格鲁吉亚的称呼源自拉丁文Georgia，它来自古波斯语，意为“狼之地”。元朝称该国为“曲儿只”“谷儿只”，也来源于此。美国的佐治亚州则是根据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命名的，它是英国在美洲建立的13个殖民地之一。作为人名的乔治来自希腊语“农夫”，基督教里有一位屠龙英雄圣乔治，被英格兰尊为“守护圣人”，尽管他并没有得到过英国史书的权威记载。英国国旗上的白底红十字元素来自对圣乔治的纪念，乔治也成为英国王室常用名之一。尽管在格鲁吉亚的民间传说和一些文学创作里，“Georgia”有时也被附会成和圣乔治相关，但说服力不强。这些或在意料之外、或在情理之中的名字，不仅是日常聊天中的“冷知识”，更展现了生动鲜活的文化交流史，体现出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平衡，最终根植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汉语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