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白公馆一位老太看着墙上照片痛哭，游客才知她是英烈遗孀 许晓轩和姜绮华都是江苏江都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但在他们那儿，更多的是一种乱世里的惺惺相惜。1935年，两人结了婚。你要说多浪漫，那肯定比不上现在，没有钻戒没有豪车，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有一盏灯、一碗热饭，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婚后的日子，其实挺苦的。许晓轩是个有志青年，早就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里。1938年，许晓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事儿在当时可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 姜绮华呢？她是个传统的中国女性，虽然不懂太多大道理，但她认准了一个理儿：嫁鸡随鸡，丈夫做的事是好事，那我就守好这个家。 可惜，好日子太短了。 1940年4月，许晓轩才当上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没多久，因为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那一年，他和姜绮华才结婚6年，他们的小女儿许德馨，才刚刚8个月大，还在襁褓里嗷嗷待哺。 这一别，谁也没想到，竟成了永别。 铁窗里的硬骨头 许晓轩被抓进去后，那是真的遭了罪。 大家可能在电视剧里看过国民党的监狱，觉得也就是关关禁闭。其实真实的军统看守所，比电视里演的还要恐怖一百倍。先是关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后来转到了重庆白公馆。 哪怕是到了今天，咱们走进白公馆那个阴森森的牢房，都能感觉到一股寒气。更别提当年，那是吃不饱、穿不暖，还得随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 但许晓轩这人，骨头是真的硬。 他在狱中可没闲着，组织大家学理论、搞斗争。每当有难友感到绝望的时候，许晓轩总是那个站出来打气的人。他有句名言，我现在读来都觉得提气：“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敌人软硬兼施，给他上重刑，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敌人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许诺高官厚禄，他直接嗤之以鼻。 在狱友眼里，他是主心骨；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铁打的汉子，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还是留给了家里的妻儿。 这就要说到那封让无数人落泪的信了。 这封信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就静静地躺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也就是许晓轩被关押的第7个年头，他得到了一次给家里写信的机会。按理说，这么久没联系，咱们普通人肯定是一顿诉苦，或者表达无尽的思念，对吧？ 但许晓轩不按套路出牌。他在信里对妻子姜绮华说了这么一段话： “少记挂我，多关心孩子，把希望多放在孩子身上。少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因为我是身不由己的人。” 这话听着是不是挺“绝情”？甚至有点像是在劝退。 可姜绮华拿到这封信的时候，那是哭得肝肠寸断。她懂他啊！她知道丈夫为什么要这么写。 许晓轩心里清楚，自己落在军统手里，大概率是出不去了。他怕妻子傻傻地等，蹉跎了青春；他怕自己万一牺牲了，妻子受不了打击。他这是在用最狠的话，表达最深的爱。他希望妻子能改嫁，能过上安稳日子，别在他这棵必死的树上吊死。 这种爱，太沉重了。它超越了占有，完全是在为对方考虑。 许晓轩想让妻子“忘”了他，可姜绮华偏不。 丈夫被捕后，姜绮华的天都塌了。她急火攻心，得了一场严重的肺病，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 姜绮华硬是挺过来了。 支撑她的动力就一个：我要等晓轩回来。 为了营救丈夫，她拖着病体到处奔波。1947年，她还向重庆地方法院写了申诉状。结果呢？国民党那帮官僚互相推诿，说什么军统局撤销了，法院管不着。 眼看着救人无望，姜绮华只能带着女儿流落到上海。 她每天都在盼解放，心想解放了，晓轩就能回家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姜绮华高兴坏了，天天盯着报纸看重庆的消息。 然而，命运跟她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 1949年11月27日，就在重庆解放前仅仅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被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许晓轩，就在这批牺牲的名单中。那年，他才33岁。 当噩耗传到上海，姜绮华当场就晕死过去。旧病复发，身体垮得一塌糊涂，甚至连去重庆给丈夫收尸的力气都没有。 她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从那以后，姜绮华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件事：抚养女儿，怀念丈夫。 那封劝她“少记挂我”的信，被她贴身藏着。每一个睡不着的晚上，她都要拿出来读一遍又一遍。信纸都磨毛了，字迹都模糊了，可在她心里，每一个字都像刚写上去的一样滚烫。 时间一晃，到了1981年。 姜绮华身体稍微硬朗了一些，她做了一个决定：去重庆，去白公馆，去看看晓轩最后待过的地方。 这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 当时已经白发苍苍的姜绮华，站在白公馆的展墙前。当她看到丈夫那张熟悉的脸庞，看到那封熟悉的家书被放大了挂在墙上时，几十年的委屈、思念、痛苦，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丈夫保护的小媳妇，她成了一位烈士的遗孀，一位伟大的母亲。 她摸着照片，仿佛穿越了时光，触摸到了丈夫的温度。 “晓轩，我回来看你来了。” 这句话，她憋了整整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