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坚守战后法理底线是核心前提。各国应联合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权威性，明确日本不得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红线，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谴责其历史修正主义与军事扩张行为，形成法理与道义高压。 其次，构建协同制衡体系至关重要。安全层面，中俄等国可深化联合军演与战略巡航，周边国家通过适度国防建设强化防御能力，避免单方面被动；经济层面，对稀土、芯片材料等军工关键供应链实施规范管控，提高日本扩军的经济成本。同时，警惕美日同盟过度绑定，推动东盟等多边机制发挥平衡作用，拒绝阵营对抗。 最后，激活内外和平力量是长远之策。支持日本国内反战民众与理性声音，放大“扩军牺牲民生”的社会共识；通过历史教育合作、民间交流等方式，抵制军国主义思潮蔓延，修复地区互信基础。 日本“再军事化”本质是对战后秩序的挑战，亚太国家唯有团结协作、刚柔并济，才能遏制军备竞赛风险，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