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亲自批了一份特别工资、把李济深的月薪从500元涨到了1000元，比毛主席本人的工资都要高。 那天晚上，李济深拿着工资条，在书房里坐了很久。台灯晕黄的光晕染着纸面，那数字显得有些不真实。窗外秋虫鸣叫，衬得屋里更静了。他想起白天秘书送条子来时欲言又止的眼神，轻轻叹了口气。 夫人推门进来，端着一杯热茶。“看了一晚上了，”她把茶杯放在桌上，“家里等米下锅呢，这钱……倒是及时。” 李济深没接话，手指摩挲着工资条的边缘。桌上摊开着几封信，都是旧部遗属写来的，字里行间透着生活的窘迫。他忽然问：“上个月，老陈家的孩子学费，是我们垫的吧？” “垫了三十。”夫人顿了顿，“这个月药钱还没结，厨房的米缸也快见底了。二十多口人吃饭，每天睁眼就是开销。” 他点点头，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封面的本子。本子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得发白。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数字和人名：某月某日，寄王遗孀五十；某月某日，助刘子学费三十……最近的记录停在三天前。 “这笔钱，”他缓缓说，“是毛主席特批的。我受之有愧。” 夫人在他对面坐下，风扇在角落里吱呀呀地转。“可你需要它，”她的声音很轻，“不是为了你自己。” 李济深拿起钢笔，在本子上新起一行。笔尖悬在纸上，墨迹将落未落。他想起很多年前，在桂林那个潮湿的夜晚，把最后一批同志送走时，有人回头对他说：“任公，后会有期。” 那些面孔早已模糊，但那句话一直留着。 “明天，”他终于写下日期，“先给老周家寄八十去。他儿子要动手术，不能再拖了。”笔尖沙沙作响，又添了几行。茶杯渐渐凉了，窗外的虫鸣声不知何时停了，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夫人静静看着他写完，起身时只说了一句：“炉子上温着粥，饿了自己盛。” 门轻轻合上。李济深靠进椅背，工资条还摊在桌上，被窗缝溜进来的夜风吹得微微颤动。他伸手按住那张薄纸，忽然觉得，这也许不是一份工资，而是一副担子——一副他甘愿扛起，也必须扛起的担子。夜深了，他还要再写几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