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云南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刘斌带着一家老小拍了张全家福。谁能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他们一家人最后的完整留影。紧接着，这个七口之家有六人奔赴战场——刘斌自己上了前线，三个儿子和女婿先后参军，老伴王昌群也加入了支前服务队，家里只剩一个女儿守着空房。长子刘光作为侦察连副连长，在深入敌后时触雷牺牲；三年后，次子刘明在两山轮战中为掩护战友，22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老山前线。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这支前服务队可不是简单的送水送饭。王昌群那年已经五十多岁，带着一帮家属在炮火间隙往前线运送弹药、抢救伤员，有时候还要帮忙抬棺材。她每次经过阵亡通知书签发处，心里都咯噔一下，生怕看见自己儿子的名字。可她知道，自己不能躲，整个保山军分区都在看着司令员的家属。这种"带头"不是作秀，是那个年代实打实的规矩——领导干部的家属，必须冲在最前面。 刘斌这个司令员当得有多煎熬？大儿子刘光牺牲的时候，他正在指挥所里研究作战地图，通讯员递上电报，他只看了一眼就塞进抽屉，继续部署任务。周围参谋都低着头不敢吭声，他们知道，司令员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装的不只是战场，还有为人父母剜心剔骨的痛。可战事正紧，他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回到住处，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才咬着被角，把声音闷在被褥里，哭得像个孩子。 侦察兵的风险，比寻常步兵高出十倍不止。刘光触雷那次，是为了摸清越军一个暗堡的火力配置。他本可以让新兵去，但他说"我是副连长，得我带头"。踩上雷区那一刻，他其实有机会缩回去，可身后跟着三个战士，他愣是一动没动，用身体压住了爆炸。抬下来的遗体只有半条腿是完整的，手里还死死攥着画了一半的敌情草图。这张草图后来被送到了师部，为总攻提供了关键情报。可没人知道，这张图的代价，是一个28岁的生命，和刘斌夫妇后半辈子的眼泪。 三年后又把次子刘明送上前线，这事儿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但1984年的两山轮战，就是这么残酷——全军轮着上，谁敢搞特殊？刘明从军校毕业才半年，在尖刀排当代理排长。他走之前，刘斌只说了四个字："别给你哥丢脸。"刘明咧嘴笑了笑，没说话。这笑里有多少苦涩，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七月份那个闷热的下午，越军一个加强连反扑，刘明的排负责阻击。一颗手榴弹滚到了战壕里，他一脚踹开两个战士，自己扑了上去。战友们找到他的时候，身体已经零散得需要用担布拼凑。 女婿杨大宝是最后一个被送上去的。1985年，这位老实巴交的四川汉子本来在后勤部门，干得好好的。刘斌硬是把他调到了一线步兵连。王昌群急了，跟老头子吵："你非要把一家人都拼光才甘心？"刘斌闷着头抽烟，半晌才说："我是司令员，我的女婿在后方享福，怎么跟牺牲的战士家属交代？"这句话堵得王昌群三天没吃下饭。好在杨大宝命硬，带着弹片回来，成了这个家唯一从战场完整归来的人。 那个年代的家国情怀，跟现在不是一个概念。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抖音点赞，就是实实在在的"需要我去，我就去"。支前队里那些家属，丈夫、儿子在战场上，她们在炮火中送弹药，没人说什么"最美军嫂"——这本就是她们该干的事。刘斌一家的故事传开后，军区里没人鼓掌，也没人喊口号，只是在下发抚恤金的时候，财务科的人手都在抖。他们知道，这钱烫手。 现在回头瞅这段历史，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你得承认这种"满门忠烈"的牺牲精神，确实撑起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脊梁；可另一方面，一个家庭在战争中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真的合理吗？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加减法，但对个体家庭来说，失去两个儿子，几乎等同于抽掉了整个家庭的筋骨。刘斌晚年很少出门，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那张全家福发呆。他去世前留下的唯一一句话是："我对得起国家，就是对不起孩子。" 这话里藏着一个老军人最深的痛。我们总是赞美牺牲，歌颂奉献，可很少有人去追问：那些活下来的人，他们要怎么度过余生？王昌群后来把两个儿子穿过的军装，整整齐齐叠在箱子里，每年清明拿出来晒一晒，再叠回去。她不许别人碰，说孩子还穿着呢。这种自欺欺人的坚强，比放声大哭更让人难受。 和平年代的我们，坐在空调房里刷着手机，很难真正理解那种"必须去"的无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了十年，两山轮战轮了五年，多少家庭像刘斌家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把孩子往前线送？当时的宣传口号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可对于那个"我"的家庭来说，这十亿人的幸福，重得能把人压垮。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渲染悲情，而是想提醒一句：有些牺牲，不该被遗忘；有些代价，需要被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