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王维国释放后，被安置到河北邯郸永年县居住，落户于永年县民政局干休所。 这个安排乍一看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着近代中国军事脉络中一段不那么被外界熟知的历史人物身影。 他从1949年末开始便直接参与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前后跨越整个冷战时期，是那个时代部队政治工作的直接见证者和推动者之一。 王维国的军事生涯，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简单也不简单。他是在新中国成立那年，亲历组建解放军首个空降师的干部。当时空军刚刚起家，人手紧张，装备也远未成型。 他主要负责训练和队伍思想动员，这种岗位看似低调，但在那个阶段却是极其关键——思想统一是部队成型的根本。 人在军事系统里，尤其是起步期的空军，光会飞不行，得政治过硬、意志坚定。某种程度上，像王维国这样干政治线的干部，是“飞得起来”的最大保障。 五十年代，他调入第十九师担任政治副职，再后来是政委，这几个职位其实能看出空军在快速成型后，对政治保障体系有多看重。 当时的军队，不光要打仗，还要“讲纪律、讲路线、讲思想”。作为“政工老把式”，王维国在凝聚部队士气、稳定军心方面显然是被特别看重的。 那会儿，空军发展正值关键转型期，如何让飞行员既担得起国事又守得住本分，没几个比他更合适了。 其中他有两年因为健康原因暂离岗位，这是个不得不提的小插曲。那时候部队医疗投入远不如后来密集，一个高级干部能中途歇两年，说明确实身体不轻松。 但等状态一恢复，他不仅马上归队，还被调任到了空军第四军，并迅速升任政治部主任。在整个空军体系中，军政治部主任属于工作重心极前方的岗位，处理的都是带方向性的问题。 到了1965年，他又调去了杭州，担任空军第五军副政委，一年后回到上海升任第四军第一政委。这段频繁调动，背后的信号其实很清晰。 王维国是那种“关键时候能顶得上，急时刻顶得住”的人物，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有组织信任、也扛得住大事。他的主要职责始终高度集中于部队精神建设和思想引导。 这种角色内部份量很足，只是相较作战指挥官风光一点，他就显得更沉。 时间来到1985年，他因特殊原因结束服刑，依据当时政策被安置到永年县民政局干休所。这个地方设在县级层面，专为干部休养安置修建，既有一定保障，也足够低调。 相比他前半生的“全天候坐镇”，这更像是人生的一次降落伞开伞后安稳着陆的过程。周围居民说他不爱说话、情绪平静，也许不是冷漠，而是一种退场后的安静。 他不提过去，别人也很少问，连交流时都悄悄绕开敏感话题，这种默契本身就是历史的沉淀。1993年6月6日，他在邯郸去世，七十四岁，身边只有保姆和侄女，儿子们随后赶来处理后事。 等火化的时候，骨灰已经放置了整整十二天。有人会好奇，为何遗体搁置那么久没火化，其实背后往往是行政流程或家庭协调需要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