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前夕，国军上将孙震携带数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交给侄子孙元良。孙元良拒绝起义，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历史把孙元良推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那是1949年12月，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成都城内人心惶惶。他的叔父、兵团司令官孙震，带着搜刮来的数百两黄金，急匆匆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这个烂摊子，或者说这支尚有数万人的部队，就这么仓促地丢给了侄子孙元良。临危受命？不如说是临危“接盘”。 此时此刻，明智的将领都在审时度势，郭汝瑰、裴昌会等大批国军高级将领正在或已经准备通电起义，为自己和部下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可孙元良呢？他攥着兵权，面对各方传来的劝告信息，脖子一梗，说出了那句“打，必须打下去”。 他为什么非要打？是效忠那个已经逃到台湾的“党国”吗？恐怕不尽然。看看他之前的经历就能明白几分。孙元良这个人，一生都以“善于机动”闻名，说白了，就是跑得快。 北伐时的南昌战役，抗战时的南京保卫战，乃至后来的淮海战场，他的部队常被击溃，本人却屡次“奇迹”般脱身。这份“保存自己”的“生存智慧”，在国民党军中是出了名的。这样一个“精明”的人，难道看不清1949年底大陆战场上翻天覆地的形势？他比谁都清楚。 那清楚为什么还要打？这里头有他放不下的东西。他放不下的是“中将兵团司令”这个头衔带来的权力幻梦，是手里这几万人枪所代表的、可能向台湾讨价还价的最后资本。 他或许觉得，带着一支“战斗到底”的部队过去，会比光杆司令更有分量。更深处，可能还有一种赌徒般的侥幸：万一有变数呢？万一国际干预呢？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蒙住了他的眼睛，也堵住了手下数万官兵可能拥有的另一条生路。 他的选择，把最后一支国民党军主力带入了绝境。拒绝起义之后，他试图率部向西康方向突围，结果在邛崃一带被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重重包围。抵抗迅速土崩瓦解，这支军队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战斗就溃散了。 孙元良倒是又一次发挥了他的“特长”，在混乱中化装潜逃，最终历经辗转，也只身逃到了台湾。他倒是“兑现”了“打下去”的誓言，只是这“打”，是用他麾下无数官兵的被俘、伤亡和流离失所为代价的。那些被迫跟着他顽抗到底的士兵，他们的命运，在孙元良那句口号喊出时，似乎就已经被草率地决定了。 到了台湾的孙元良，并未获得梦想中的重用。他那些“突围”的经历，在蒋介石看来，恐怕败军之将的耻辱多于“忠诚”。他晚年转而经商，生活富足，但历史对他的评价早已盖棺论定。 在众多关于抗战的争议中，他或许是个复杂人物；但在1949年成都那个冬天，他的选择简单而清晰：为了个人的政治筹码与虚妄的忠君观念，不惜押上全体部属的命运作为赌注。这与那些看清大势、顺应潮流、保护官兵走向新生的起义将领，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个人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其身后的定位。是顺应时代，保护生灵，在历史转折处留下一个漂亮的转身；还是逆流而行，为虚名所累，最终只落得一场狼狈的溃逃？孙元良用他的人生，为后者写下了注脚。在关乎无数人命运的决定面前，一句轻率的“打下去”，背后是何等的沉重与自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