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农民陈永贵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临走时对华老说：“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家庭贫困，父亲早逝，从小给人扛长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手上长满老茧。土改时期，他积极参与丈量土地和分配田地工作，1948年加入党组织。1952年，他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里耕地亩产仅200斤左右，村民们常年为收成担忧。陈永贵组织大家修建梯田和水渠，将乱石坡逐步改造为平整耕地。到1962年，亩产提高到700斤以上，仓库首次堆满粮食。这种通过集体劳动改善生产的做法，逐渐在当地传播开来。1963年夏季一场暴雨导致田地冲毁、房屋倒塌，他带领村民抢修水利，次年亩产反而超过1000斤。这种恢复生产的方式被总结为经验，在山西省内推广。 大寨村的农业生产模式得到关注后，陈永贵的职务逐步上升。从县领导到省领导，1975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尽管文化水平有限，他仍坚持下乡调研，穿旧棉袄和布鞋，蹲在地头了解产量和肥料供应。一年中多半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巡视，从东北黑土地到江南稻田，从西北旱地到海南橡胶园，与农民交流增产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强调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推动许多地方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但在推广过程中，一些地区不考虑本地条件，简单复制模式，导致农民劳动强度大而产量未见明显提升。学者调研显示，这种统一做法存在局限，党内和社会对学大寨的争议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推进，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农民分得责任田，生产积极性提高，产量随之增长。这与陈永贵坚持的集体化思路产生分歧。他在会议上多次表达保留意见，但新政策逐步在全国覆盖。面对压力，他反复考虑后决定辞职。1980年春季，他让儿子帮忙起草报告，自认年纪大和文化低，不适合继续担任职务。报告递交后，同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他的辞职请求。卸任后，他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每天查看土壤和作物，阅读种植资料，偶尔回大寨巡视。村中梯田和水渠依旧，乡亲们称他老书记，他品尝小米粥时夸赞香醇。1982年，他未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回归普通生活。 陈永贵一生与农民身份紧密相连，从大寨村起步，通过组织集体生产改变了当地面貌。他的经历反映出新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侧面，早年大寨模式在特定时期推动了农田建设和增产努力。但改革开放后，农村政策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农民需求，提高了效率。大寨经验虽被反思，但其中自力更生精神在基层仍有影响。陈永贵下台后，继续关注农业，1986年因肺癌在北京医院离世，享年72岁。追悼会按副总理规格举行，骨灰按遗嘱撒在大寨虎头山上。他的积蓄8000元，大部分上交党费，剩余用于小儿子学费。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出他一贯的朴实作风。 大寨村在陈永贵领导下，从贫穷山村逐步改善，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为全国提供了借鉴。但推广学大寨时，一些地方忽略土壤和气候差异，导致资源浪费。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在安徽等地试点成功，迅速扩展，证明了分散经营的活力。陈永贵对新政策有不同看法，但时代潮流推动农业现代化。他晚年在北京农场工作，研究种植技术，保持对农业的关注。他的故事显示，个人命运往往与国家政策紧密交织，从高位退下后，他选择安静生活，避免卷入争议。 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多年，动员了大量人力投入水利和梯田建设，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南方水田区，强行修梯田有时不适应当地条件，影响了水稻种植。陈永贵作为典型代表，推动全国农业交流，但也面临模式单一的批评。1980年辞职标志着一个阶段结束，农村进入新时期。他的经历提醒人们，政策需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晚年他偶尔回村，看到大寨变化，村民生活改善，这或许是他最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