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高市早苗“怠慢”了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后者在日本等了两天，她竟然只谈了20分钟，草草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把鲍德尔送到日本天皇那里，让天皇去招待去了 这一事件表面上看是外交礼仪问题，实则暴露了日本外交的结构性矛盾和高市政权的政治算计。 尼泊尔虽然是南亚重要国家，但在日本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日本长期将外交资源集中在美日同盟、对华竞争以及东南亚事务上，对尼泊尔这类内陆小国的关注度有限。即便日本曾向尼泊尔提供过基础设施援助，比如2025年宣布的28亿日元公路修复资金，这些援助更多是经济层面的“撒钱式外交”，缺乏深层次的政治互动。 在高市早苗看来，与其花时间接待尼泊尔总统，不如将精力投入到更关键的美日安全磋商或国内选举造势中。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思维导致尼泊尔这样的中小国家在日本外交版图中被边缘化。 再看高市早苗的政治处境。2026年2月正值日本众议院选举关键期，高市领导的自民党与维新会联盟面临巨大选战压力。她本人因涉台言论引发中日关系紧张，又因资金丑闻和政策争议导致支持率下滑。在这种情况下，高市需要通过“强硬外交”转移国内矛盾，同时向保守选民展示其“果断”形象。 相比之下，尼泊尔总统的访问显然无法提供足够的政治回报。与其花费时间进行实质性会谈，不如将其包装成“礼仪性活动”，既能避免政策承诺，又能腾出时间精力投入选战。这种将外交工具化的做法，在高市政权中尤为明显——她上任以来多次通过涉台、涉华言论制造话题，试图用外部矛盾掩盖国内治理短板。 日本对尼泊尔的战略轻视还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形成了“脱亚入欧”的外交传统，对亚洲邻国始终抱有优越感。这种心态在处理与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关系时尤为突出。尽管尼泊尔是联合国正式成员国，且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但日本仍将其视为“落后地区”，认为与其进行高层互动无法提升自身国际地位。 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得日本在外交实践中往往忽视尼泊尔的主权诉求和战略价值。例如，尼泊尔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媒体几乎没有进行深度报道，反映出日本社会对南亚事务的普遍漠视。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日本对尼泊尔的冷淡态度还隐含着对中国影响力的焦虑。近年来，尼泊尔在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与中国合作紧密，中尼跨境铁路、跨境电力贸易等项目稳步推进。这让日本感到自身在南亚的传统优势受到挑战。然而，日本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与尼泊尔的关系，反而试图通过“冷处理”削弱中尼合作的政治基础。 高市早苗将鲍德尔转交天皇接待，本质上是一种“降级外交”，通过将政治会谈转化为礼仪性活动，降低尼泊尔的外交地位，同时暗示尼泊尔在中日竞争中应选择“正确立场”。这种做法不仅缺乏大国风范，反而暴露了日本在对华竞争中的战略乏力。 日本的外交体制缺陷也是导致这一事件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于首相官邸和外务省少数精英手中，缺乏跨部门协调和民意参与。高市早苗作为首相，有权单方面决定外交活动的规格和内容，无需经过充分的内阁讨论或议会审议。 这种体制使得日本外交容易受到个人政治意志的左右，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例如，高市在2025年11月突然宣布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安全挂钩，引发中韩等国强烈抗议，但这一政策并未经过内阁充分论证，完全是其个人政治投机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下，尼泊尔总统的访问自然成为高市个人政治算计的牺牲品。 尼泊尔自身的政治动荡也为日本的轻视提供了借口。2025年9月，尼泊尔因政治危机爆发大规模抗议，总理奥利辞职，临时政府成立。这一事件让日本认为尼泊尔政局不稳，与其进行高层互动存在风险。 此外，尼泊尔国内对印度的依赖度仍然较高，其对外贸易和能源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印度。日本可能认为，即使加强与尼泊尔的合作，也难以突破印度的地缘影响力，因此选择维持最低限度的外交接触。这种“观望”态度进一步削弱了尼泊尔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 日本天皇的角色在这一事件中也值得玩味。按照日本宪法，天皇是国家象征，没有实际政治权力。高市早苗将鲍德尔转交天皇接待，表面上是遵循外交惯例，实则是将政治责任“甩锅”给皇室。这种做法在日本外交中并不鲜见——当政府不愿承担某些外交风险时，往往会搬出天皇进行“缓冲”。 综上所述，高市早苗怠慢尼泊尔总统的事件，是日本外交战略、国内政治、历史心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事件不仅损害了日尼关系，也暴露了日本外交的深层缺陷。 对于尼泊尔而言，这一事件可能加速其“向东看”战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于日本而言，若不调整外交思维，其在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将持续下滑。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小国的战略价值，日本若继续秉持“大国沙文主义”，终将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