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必须向日本和韩国学习，先成为消费大国。”在天津论坛会上，经济学家金刻羽曾急切呼吁推动全民消费，并以日韩为榜样。 她指出，尽管我们科技实力强、人工智能发展快，但仅靠生产和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富裕，只有像日韩那样依靠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成功。大家认为她的观点有道理吗？ 金刻羽的这番话，戳中了经济转型期的核心命题，但只说对了一半。作为深耕国际经济领域的学者，她见证过日韩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全过程，却可能忽略了两国模式背后的关键前提——消费崛起从来不是“号召出来的”，而是收入增长、差距缩小后自然形成的结果。 日本上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用七年时间让国民收入翻番，同时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这才引爆了“消费革命”，让耐用品消费普及，后续又升级为服务消费主导。 2024年数据显示，日本服务消费占比已达55.8%，但这背后是数十年的收入均衡化积累，而非单纯的消费刺激。 反观中国，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56.6%，服务消费仅占总消费的46.1%，确实有提升空间。但普通百姓不是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消费、不能消费。 小区里的张阿姨，退休金每月三千多，却总舍不得报老年旅游团，就怕突发疾病住院花钱；刚工作三年的小李，月薪八千要还五千房贷，剩下的钱除了基本生活，根本不敢考虑品质消费。 这些真实场景背后，是社保体系仍需完善、收入分配差距待缩小的现实——日韩当年推动消费时，早已通过政策让中低收入群体共享发展红利，而我们当前的消费短板，根源不在消费意愿，而在消费能力和消费安全感。 日韩的消费转型，从来不是放弃生产和出口，而是实现了“生产-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 日本在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同步加大研发投入，让汽车、家电等产业保持国际竞争力，出口赚来的利润通过涨工资、完善福利流向民众口袋，民众有钱后自然愿意消费，又反过来拉动国内产业升级。 韩国也是如此，在扩大消费的同时，始终坚守半导体、造船等核心产业的优势。金刻羽强调消费的重要性没错，但如果脱离了生产端的支撑和收入端的保障，单纯呼吁“全民消费”，只会陷入“越呼吁越不敢花”的困境。 中国的国情远比日韩复杂。我们有14亿人口，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仍客观存在，人均GDP正处于1万至2万美元的关键转型期，消费结构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服务消费供给，这正是看到了问题的核心——要让百姓敢消费，得先完善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减少后顾之忧；要让百姓能消费，得通过税收调节、乡村振兴等政策缩小收入差距，让中低收入群体的钱包真正鼓起来。 消费从来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是发展成果的自然体现。日本当年如果没有通过政策缓和“双重结构”，没有让农民和中小企业从业者共享增长红利，就不会有后来的“大众消费社会”；美国服务消费占比能达到68.5%，核心也是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庞大的中产阶级基础上。 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确实需要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这条路不能照搬日韩模式，而要走出自己的特色——既要守住生产端的科技优势和出口竞争力，又要打通“收入增长-福利完善-消费升级”的传导链条。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学日韩，而是该学什么。学他们通过收入倍增激活消费潜力，学他们通过产业升级支撑消费品质，而不是学表面的“全民消费”口号。 当越来越多普通人不用为房贷焦虑、不用为养老担忧，当乡村和城市的消费差距逐步缩小，国内消费市场自然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