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大兴安岭的雪下得没停过，我进山打猎时，在林子深处发现了个冻得硬邦邦的人影——是个苏联姑娘，穿着单薄的飞行服，脸和手都冻得发紫。当时我和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就只能用手比划脚蹬，靠着眼神和动作在山里的守林小屋过了最难熬的几天几夜。她后来跟我说，她是被击落的飞行员，回不了自己的国家了。部队那边后来安排她留在了山里，跟着我学护林，成了技术员。 转年春天，漫山遍野的山杜鹃开得正艳，我们就那么结婚了。没搞什么热闹的仪式，我把自己的旧红毛衣改了改，刚好合身，她的辫子上别着一朵刚摘的达子香，笑起来眼睛像山泉水一样亮。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她成了山里最靠谱的气象员——山里的天气变化快，她总能提前算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帮着护林队避开不少麻烦；我也因为护林护得好，成了乡里的模范，年年都能拿到“护林能手”的奖状。 前阵子收拾老箱子的时候，我在箱底摸到个硬东西，打开一看，是一枚磨得发亮的红星勋章，旁边还有几张边角都卷了的俄文旧报纸。我拿着勋章问她，她这才红了眼眶，说当年她是在战场上击落过好几架敌机的空中英雄，为了不拖累战友，才跳伞落到这里。后来为了和我好好过日子，她心甘情愿把自己的飞行服收进了箱底，把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日子，过成了柴米油盐的寻常日子。 后来才明白，最好的相遇哪是我救了她啊，是我们互相搭了把手，把日子过成了彼此的依靠。她用她的温柔和智慧，给了我看世界的眼光；而我总觉得自己能给她的，不过是这山里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现在我们都老了，头发白得像雪，还常常一起去当年她被我救下的那个山坡走走。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就像当年在雪地里望着我的时候。偶尔她会笑着说：“当年要不是你那碗热姜汤，我这双眼睛啊，怕是再也看不到这满山的绿了。”我们谁也没再提那些过去的辉煌，只是静静看着这片被我们一起守护了一辈子的山林，还有山下的炊烟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