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进去那年刚四十出头，正是在单位里管事儿的年纪，手里握着实权，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后来听说他贪了不少钱，银行账户里存着数目可观的数字，还收了别人送的两套房子和一辆进口车，那些东西足够普通人过好几辈子安稳日子。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东窗事发，纪检部门找上门，证据确凿，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最后判了十八年。 他进去后第三年冬天，嫂子在菜市场角落支了个小摊卖杂粮煎饼。早上五点的路灯还黄蒙蒙地亮着，她推着二手三轮车出摊，车把上挂着的旧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啦响。有天我去找她，看见她正低头刮铁板上的面糊渣，围裙上沾着油点。旁边卖豆浆的大婶悄悄跟我说：“你嫂子不容易，前两天城管来，她护着炉子差点被车撞。” 那天收摊后，她请我在摊子边的小凳上坐，从保温瓶里倒出半杯温开水递给我。手机在口袋里亮了一下，是学校群发的缴费通知，她看了一眼就按熄屏幕。“老二想学画画，”她望着马路对面文具店的橱窗，“一盒颜料要六十多。”说着又笑起来，“不过他现在用铅笔描得也挺好，昨天画了只猫，说等我回家看。” 春节前最冷的那周，她凌晨收摊时捡到个钱包，里面有两千多现金和几张卡。她在寒风里站了快一个钟头，等到失主——是个穿睡衣跑出来的年轻姑娘。姑娘抽了三张百元钞塞给她，她推回去，只收了人家硬塞进车筐的一袋苹果。第二天煎饼摊上多了块纸牌，用红笔写着“感谢好心大姐”，底下压着姑娘写的感谢信。她把纸牌立在车头，没说话，只是揉面糊的手劲好像轻了些。 上个月我去她租的房子，看见墙上贴满了孩子的画。有张画特别显眼：一个穿围裙的女人站在三轮车后，天空用蜡笔涂满了金灿灿的太阳光。底下歪歪扭扭写着：“我妈是超人。”嫂子正在厨房熬糖浆，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甜丝丝的热气漫出来。她说最近在试做小蛋糕，想以后摊子上添点花样。 窗外传来远处广场舞的音乐声，混着楼下小孩追逐的笑闹。她关小火，擦擦手，忽然轻声说：“昨天老大问我，是不是恨他爸。”她顿了顿，“我说不恨，但人得为自己选的路负责。就像这糖浆，火候过了会苦，火候不到又不甜。”炉子上的糖浆渐渐变成琥珀色，她麻利地端起锅，把晶莹的液体浇在排好的小蛋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