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救了150万人，没人提他名字，他最后怎么走的？ 那天在图书馆翻旧书，看到一张泛黄的照片：长江边一堆木船挤在码头，人扛着机器，小孩坐在箱子上。底下小字写着：1938年10月，宜昌。我数了三遍，150万人——比敦刻尔克多四倍多，却没人讲这事儿。 卢作孚不是什么大老板，是重庆一个教书的，1925年凑了八千块，在药王庙里办民生公司。洋船在长江上横着开，中国人只能当码头工。他说，江是我们的，船也该是我们的。 他搞的不是喊口号，是真干活。枯水期船跑不远，他就把江分三段，大船运到中游，小船接过去，木船再拖到上游。夜里打灯卸货，码头按号编排，连牲口上船都有专门跳板。公司运力只占川江三分之一，却拉走了八成军工设备。 他写过十六个字：“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抗战时真照做了：兵员弹药按成本运，学生老师不收钱，连孤儿院的孩子都专船送。16条船沉了，117个员工死了，账本一直亏。他说：“国家都快亡了，还谈什么赚钱？” 1952年2月8日，他吞了安眠药，五十九岁。当时“五反”刚开始，民生公司战后欠债太多，被说成“不法资本家”。档案里写得很清楚：是错误批判。旁边荣毅仁后来当了副委员长，刘鸿生还在纺织厂管事。就他，没等到复查。 他死前最后一篇稿子还在改运输流程图，铅笔印子很重。床头放着一本《中国航运史》，书页折在“1938年冬”那页。 毛主席说“万万不可忘记”，周总理说“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些话不是后来追加的，是当时就讲的。但讲归讲，人走了，船停了，好多事没人往下问。 现在长江上全是大货轮，GPS导航，全自动装卸。可我在新闻里看到某地发洪水，运输卡壳，调度混乱，第一反应还是翻手机查“应急物流方案”。没想起1938年那个在码头蹲了四十天的男人。 他没留什么豪言壮语，遗物里只有一只旧怀表、两本笔记、三封没寄出的家信。信纸上字很工整，写到一半，墨水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