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两名14岁的初中女孩在零食店买完东西，付完钱刚出店门十几米，就被店员大声喊了回去。店员指着监控屏幕说总部发来了警报，怀疑其中一个女孩把货架上的零食塞进了自己敞开的书包里。两个孩子被要求站在收银台旁边，在往来顾客的目光中等待核查。一个女孩身体不适，抖着声音问能不能给妈妈打个电话，店员直接说“不行”。无奈之下，两人被迫打开书包自证清白。孩子回家后崩溃大哭几小时，甚至说出“我要不要跳楼得了”这样的话。警方后来证实，女孩根本没偷。网友怒斥：这要是我家闺女，一定要讨个说法。   2026年2月2日，刚上初中的小雅和同龄的表妹小欣（化名），带着些许零花钱，走进了家附近一家零食店。   店里琳琅满目的零食对她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她们仔细挑选，最终购买了几样心仪的零食，并在收银台完成了付款。   然而，就在她们走出店门大约十到十五米，身后传来了店员的呼喊声。   两个女孩疑惑地转身，被要求返回店里。   懵懂之中，她们跟着回去了，却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一场长达二十多分钟的煎熬。   回到店里，气氛已然不同，店员告知她们，接到总部发来的监控视频提醒，怀疑她们在购物过程中有盗窃行为。   店员将怀疑指向了小欣，认为监控显示她用手摸了货架上的商品后，又触碰了自己敞开着拉链的双肩包，有将物品塞入包内的嫌疑。   两个女孩被要求站在一旁，店员则反复查看监控录像进行“核实”。   店铺照常营业，顾客进进出出，两个女孩就像被展示的“嫌疑人”，承受着过往顾客好奇或审视的目光。   小雅感到身体不适，巨大的恐慌和委屈，她向店员提出，想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让妈妈来店里陪伴她们。   但这个合理的请求，竟然被店员以制止的态度拒绝了，她们不被允许联系家长。   在孤立无援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为了尽快摆脱困境、证明清白，两个孩子最终不得不选择主动打开自己的书包，将里面所有的物品展示给店员查看。   结果当然是什么店里丢失的商品都没有。   小雅离开店铺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找到了正在上班的母亲张女士。   见到母亲的那一刻，压抑了许久的恐惧、委屈和羞愤彻底决堤。   据张女士描述，女儿一直在哭，哭了4个小时。   更让这位母亲心如刀绞的是孩子哭诉时的话：“妈妈，我们被怀疑偷东西，店里还有其他的同学在，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我要不要跳楼得了。”   这句话，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张女士的心里。她意识到，这件事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创伤，远非一句“误会”可以抹平。   下班后，张女士带着愤怒和求证的心情前往店铺，她要求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希望弄清事情原委。   店方虽然承认是“误会”，并表示可以道歉，但却拒绝了张女士拷贝监控视频的要求。   在张女士用手机试图录制相关沟通过程时，双方发生了争执。   令张女士更加无法接受的是，当她作为监护人，正试图与店方沟通解决此事时，店方竟然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   戏剧性的是，警方介入后，经过调查，明确证实了两名女孩没有偷东西的事实。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评价呢？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本案中，两女孩付账离店后，被店员以怀疑盗窃为由强行叫回，在店内，她们被要求站立接受调查，持续20余分钟，且联系监护人的请求被明确拒绝，该行为已超出“合理询问”范畴，客观上利用成人权威及封闭环境，使未成年人产生心理强制，不敢自由离去，涉嫌对人身自由的非法限制。   尽管持续时间较短、未使用暴力，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该行为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治安违法，面临治安处罚。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   具体到本案，商家面对14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商家第一反应应是通知监护人，而非自行隔离调查。店员制止孩子打电话的行为，直接剥夺了孩子父母获得法定监护保护的权利。   同时，商家在公开营业场所对未成年人进行滞留，使其暴露于陌生顾客的审视之下，此举无视未成年人心理脆弱性，与保护原则背道而驰。   又《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就本案而言，虽然商家未公开宣扬“小偷”字样，但其在公共空间将两个孩子作为“嫌疑人”当众滞留、查验，实质上在一定范围内对二人的品德作出了贬损性指控，可能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风险，涉嫌对名誉权的侵害。   这意味着，孩子的父母有权起诉商家，要求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支付精神抚慰金等。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