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德国拿出7万件中国文物，强势开出3个亿的天价。正在中国犹豫时，德国却以3000万美金，把文物卖给了新加坡。 贝利屯沉船是9世纪阿拉伯帆船残骸，船体用椰纤维绳缝合木板，长度约18米，宽度6.4米，船壳木材包括柚木和玫瑰木。沉船位置在印尼贝利屯岛外1.6公里处，水深17米，由当地渔民先发现，他们本在捕海参，却挖出陶瓷碎片。印尼政府通过国家打捞委员会授予许可证给本地公司PT Sulung Segara Jaya，后与瓦尔特方的海底探索公司合作。瓦尔特方提供资金和船只，印尼海军负责现场安保。第一季挖掘从1998年8月开始，持续6周，第二季1999年进行，由海洋考古学家迈克尔·弗莱克监督。他们在海床铺设网格，记录文物位置，但因季风和抢掠威胁，过程匆忙。挖掘出约6万件文物，主要为唐代长沙窑彩绘陶瓷、邢窑白瓷、越窑绿釉瓷，还有3件早期青花瓷、金杯银瓶、青铜镜和香料罐。文物上刻有826年铭文，证实为唐中晚期产品，放射碳测年也支持这一日期。这些物品反映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陶瓷图案融合佛教莲花和波斯元素，金银器有阿拉伯铭文，显示中东市场需求。 瓦尔特方是德国工程师，早年从事机械工作，1990年代移居新西兰，创立海底探索公司，专注印尼海域沉船项目。公司注册在新西兰，总部处理文物修复。他在1994年获得印尼打捞许可，曾挖掘多处遗址，出售所得扩展业务。贝利屯项目中，他协调团队，雇佣潜水员和专家，但未严格遵守学术标准，只注重商业回收。挖掘后，文物运往德国和新西兰实验室，进行脱盐和修复，过程耗时6年，由德国修复师安德烈亚斯·雷特尔协助。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耿宝昌鉴定文物真伪，确认其为唐代珍品。瓦尔特方坚持保持收藏完整，避免逐件拍卖，以此回应批评。但印尼警方后来调查他涉嫌欺诈，只付政府250万美元分成，而文物估值达8000万美元。他还被指贿赂国防部和海军官员，以获取出口许可。这些指控源于德国媒体报道，瓦尔特方否认，但未提供完整财务记录。 国际买家竞争激烈，卡塔尔、上海、新加坡和私人收藏者参与角逐。上海代表中国兴趣，试图收购，但出价细节未公开。新加坡政府通过仙陶沙休闲集团和旅游局联合出资3200万美元购得大部分文物，印尼保留约8000件。瓦尔特方称此价覆盖成本，包括船只租赁、海军安保和修复费用。中国犹豫可能因预算限制和法律障碍，当时未加入海底文化遗产公约，谈判中缺乏强势地位。出售发生在2005年，新加坡迅速将文物移交亚洲文明博物馆，设立常设展厅“唐代沉船”。展览包括金杯，这是已知最大唐代金器，直径15厘米，重1公斤，表面刻狩猎图案。银瓶上有鸭子纹饰，陶瓷堆叠方式显示原包装用稻草筒和杜顺罐。整个收藏价值在于完整性，提供贸易路线证据，如船上铅锭作为压舱物，香料残留证明多国货物混载。 商业打捞引发考古界争议，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考古学会和国际海底文化遗产委员会批评瓦尔特方操作非科学，违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底遗产公约精神。该公约禁止商业开发，主张原位保护，但印尼和美国当时未批准。批评者称挖掘匆忙，导致船员信息和货物上下文丢失，只记录部分船体结构。史密森学会2011年计划展出“沉船：唐宝与季风”，但因伦理问题推迟，内部辩论指展示会鼓励宝藏猎人。瓦尔特方辩称是紧急救援，政治动荡下印尼苏哈托政权倒台，地方抢掠频发，若不快速行动，文物将散失。他提供750页研究报告和150页长沙瓷专著，资助重建“马斯喀特之宝”号仿古船，航行重现贸易路线。这些努力虽缓解部分质疑，但未改变商业动机指控。印尼法律允许私人打捞，但需分成，瓦尔特方支付后出口文物，过程符合当时法规。 新加坡购得后，文物成为文化资产，2011年在艺术科学博物馆首展，吸引全球观众。部分精品巡展亚洲社会博物馆和阿迦汗博物馆，展示金银器和青花瓷，强调中阿贸易联系。印尼从分成中获益，建立国家海事博物馆，展示保留文物。中国通过外交推动合作，2017年起借展部分瓷器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观众可近观波斯文金盘。瓦尔特方用售款继续项目，2000年和2003年提议资助非盈利再挖掘，邀请国际机构，但印尼法要求新文物拍卖，他拒绝以防分散收藏。公司网站发布挖掘照片和报告，宣称拯救历史，但考古界仍视其为盈利导向。整个事件暴露海底遗产管理漏洞，印尼1992年法规虽许可打捞，但缺乏监督，导致类似纠纷频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区域合作，鼓励私营与学术结合，但标准差异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