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飞行员江富考驾驶C-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不料，他刚启动滑行，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塔台察觉急切查问：干什么？情况十分危急！     江富考原本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内战后期，他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混乱，军官只顾克扣军饷、争权夺利，根本不顾士兵死活和两岸同胞分离之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江富考随中队副大队长杨道古从上海大场机场仓促飞往台湾，飞机一落地就送去大修，而他心中早已埋下回归大陆的种子。     当年六月上旬，江富考请假回广州探母，途中转道香港住在亲友叶昭家。     在这里，他读到了许多国民党部队里看不到的进步刊物，还见到了叶文津。     一番交谈后，江富考彻底认清局势，更坚定了脱离国民党、回归祖国的决心。     他清楚，这个决定一旦败露，自己和家人亲友都可能丧命，但对家乡的思念、对光明的向往，让他义无反顾。     回到嘉义机场后，江富考没有贸然行动，而是悄悄观察局势寻找机会。     他发现，机场戒备日渐森严，不仅增派大量卫兵，还会放掉飞机燃油、在跑道摆满汽油桶防止有人驾机逃离，每天还有两架P-52型驱逐机值班待命。     更棘手的是，启动飞机需要钥匙，还得偷偷加满油。     江富考悄悄鼓动身边志同道合的伙伴，同一个中队的周震南、石健儒和陈尚明，平日里也常念叨大陆亲人，对国民党统治颇有不满。     听到投诚计划后，三人毫不犹豫答应，四人分工明确，江富考负责驾驶和规划航线，周震南负责找钥匙、加油，石健儒和陈尚明负责观察动静、掩护行动。     他们耐心等待两个多月，终于等到绝佳机会。     10月16日傍晚，蒋介石和宋美龄访问菲律宾归来，专机降落在嘉义机场。     机场所有保安、官员都涌过去忙碌，没人注意跑道另一侧的动静。     江富考四人立刻行动，悄悄潜入机场，奔向周震南早已安排好的C-47型248号运输机。     四人各司其职、动作迅捷，周震南打开机舱门，石健儒和陈尚明检查飞机，江富考冲进驾驶舱启动引擎。     引擎轰鸣声虽不突出，还是被塔台察觉异常，就在飞机开始滑行时，塔台追问声传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接到起飞通告，请立即停止！”     江富考强作镇定，对着无线电回应：“试机，试机！飞机有点小故障，试机确保后续飞行安全。”     塔台工作人员语气平稳，又忙着关注蒋介石动向，暂时放松了警惕。     可更危急的情况接踵而至，江富考转动操纵杆想调整方向冲向主跑道，飞机却纹丝不动，方向舵毫无反应。     他低头查看才发现，这架飞机本是维修机，尾轮未彻底修复，操纵线还有轻微断裂，根本无法正常转向。     机舱气氛瞬间凝固，周震南三人脸色惨白、手心冒汗，他们清楚，一旦塔台或蒋介石的警卫察觉，就再无生机。     江富考强迫自己冷静，凭借多年飞行经验和抗日时应对紧急情况的经历，很快想到了办法。     他紧握操纵杆，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借惯性晃动机身，随后松开刹车、加大油门并用力抬升机头，反复几次后，飞机慢慢晃动，一点点转向主跑道。     塔台再次察觉异常，无线电里的声音愈发严厉：“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试机怎么会这样？立即停止，否则采取强制措施！”     江富考不予回应，他知道，唯有尽快冲上主跑道起飞，才有一线生机。     他咬牙重复操作，终于在塔台动手前，将飞机调整到主跑道。     江富考猛地踩下油门，引擎发出刺耳轰鸣，飞机沿着主跑道飞速滑行。     此时蒋介石刚走下专机恰好看到这一幕，脸色铁青却来不及下令拦截。     卫兵们反应过来后开枪射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冲上天空，朝着大陆方向飞去。     飞机升空的那一刻，四人终于松了口气，压抑多日的情绪瞬间爆发。     当晚，他们飞越台湾海峡飞往南京，因未提前沟通，飞机临近南京时遭到地面炮火攻击，好在江富考驾驶技术精湛，成功避开炮火。     临近零点，南京机场工作人员确认他们的投诚身份，立即放置汽车、打开大灯指示跑道。     江富考稳稳操控飞机降落，四人彻底放下心来，他们成功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从台湾驾机投诚的事件。     当晚，南京党政军首长亲自到机场迎接，为他们设宴接风。     后来为防范国民党飞机追击轰炸，他们将飞机转飞济南，随后又赴北京，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     1987年，江富考成功加入共产党，后来担任某飞行学校校长，将自己的飞行经验传授给大批年轻飞行员，继续为祖国航空事业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