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7岁的女知青张梅香被领导叫到办公室，一把将她抱住，绝望之际，她没有哭喊，反而冷静地提出了一个大胆要求，竟让她毫发无伤地脱险，还把色狼送进了大牢！   85岁的她，坐在北京的老房子里，晒着太阳，谈吐温和却有力量。   桌上摆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她和陕北知青战友的合影，笑容青涩。   “那时候没人教我怎么应对，全靠心里那点不甘和清醒，撑过最难的日子。”   她指尖摩挲着照片里的窑洞背景，思绪忽然闪回1969年的那个秋天。   刚下火车，陕北的风沙就迷了眼，比风沙更让人慌的，是未知的生存。   她和其他北京知青挤在破旧的窑洞里，晚上能听见老鼠跑过的声响。   第一天下地，她就闹了笑话，扁担没挑稳，两筐土豆全倒在了地上。   社员们笑着打趣，她不恼，蹲在地上捡土豆，悄悄记下挑扁担的诀窍。   晚上收工，别人都累得倒头就睡，她却借着煤油灯，在本子上记东西。   不是记工分，而是记下当天学会的农活，还有背会的几个公式。   她远见地意识到，农活是当下的生存，知识才是未来的希望。   这种清醒，在当时的知青里格外显眼，也让她成了黄书良的“目标”。   第一次被黄书良“关照”，是在一次记工分的时候，他多给她记了两分。   周围的知青都凑过来羡慕，她却当场提出异议，说自己没干够那么多活。   她清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额外的恩惠，背后都是看不见的算计。   黄书良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却没多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从那以后，黄书良的“照顾”越来越频繁，却都被她不动声色地拒绝。   他给她送的白面馒头，她分给了生病的知青； 他给她分的轻活，她换给了更累的战友。   她知道，一味退让只会助长贪婪，适当的拒绝，才能守住自己的边界。   直到那天，广播里传来黄书良的声音，让她去公社办公室一趟。   房门上锁的那一刻，她没有慌，只是悄悄把本子塞进了衣兜。   黄书良从身后抱住她的时候，她甚至没有挣扎，只是冷静地开口。   “我要回北京，你给我开介绍信，否则我就喊人，鱼死网破。”   这句话里没有算计，只有破釜沉舟的清醒，她赌黄书良不敢赌。   黄书良果然松了手，骂她“不知好歹”，却还是提笔写了介绍信。   他盖公章的时候，手有些抖，或许是心虚，或许是觉得胜券在握。   张梅香没有等他反应，抓过介绍信就往外跑，连衣兜里的本子都掉在了地上。   她没有去保卫科，而是直接找到了当时驻公社的工作组，递上了介绍信。   她知道，工作组是外来的，不受黄书良管辖，这是她唯一的机会。   工作组的人看完介绍信，当即展开调查，找了当时在场的社员核实。   没想到，这一查，竟查出黄书良欺压多名知青、挪用公社物资的诸多恶行。   之前被他欺压过的知青，见有人带头，也纷纷站出来，诉说自己的遭遇。   张梅香这才知道，自己的清醒，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更多人。   黄书良被带走的那天，陕北下着小雨，社员们站在路边，没人说话。   后来有人告诉她，黄书良被判了七年，押去了青海劳改，1975年死在了狱中。   她没有高兴，也没有难过，只是转身回到窑洞，捡起了掉在地上的本子。   她继续背着公式，继续下地劳作，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有人问她，都扳倒黄书良了，为什么还不放松，她只是淡淡一笑。   “扳倒他，只是摆脱了一个麻烦，不是结束，我还要靠自己走出去。”   她的远见，从来不是一时的自救，而是对一生的清醒规划。   她利用农闲时间，把所有课本都背了一遍，甚至借了社员家的旧报纸看。   她坚信，知识不会过时，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机会，让她走出这片土地。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公社，她正在地里收玉米。   放下手里的锄头，她浑身发抖，不是冷的，是激动的，她知道，机会来了。   知青战友们劝她，都快三十岁了，别折腾了，她却摇了摇头。   她徒步几十里去县城报名，身上揣着几个玉米饼，就是路上的口粮。   考试那天，她沉着冷静，笔下的公式，都是煤油灯下反复背诵的结果。   收到北京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她正在给窑洞糊缝，手上还沾着泥。   她没有哭，只是把通知书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了贴身的衣兜。   大学四年，她比所有同学都努力，每天泡在图书馆，不肯浪费一分钟。   毕业后，她主动申请去中学当物理老师，一站就是三十余年。   她从不给学生讲自己的“壮举”，只教他们：遇事清醒，做事踏实。   晚年的张梅香儿女孝顺，孙辈绕膝，生活平淡而幸福。   在她看来，当年的一切，都是绝境里的本能选择，算不上勇敢，只是清醒。   岁月悠长，当年的风沙早已吹散，唯有心底的清醒与坚韧，从未改变。     主要信源：（《知青档案纪实》）  齐鲁壹点 青未了|散文《我的知青故事》系列《麦雀红,麦儿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