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我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分配到了隶属于省外办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杭州分社，办公楼就在西湖边。
我，成了国旅英语组的第9位英语翻译。
晚上十点多，一百多个外国人突然落地杭州
当时国内只有两家涉外旅行社，一家是中国旅行社（中旅），专门接待海外华人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另一家是中国国际旅行社（国旅），专门接待非官方国家外事来访和来华旅游的外国人。
两家旅行社总部都在北京，在各省会城市设有分社。
1977年中国能接待外宾的，除了北上广，还有几个重点涉外城市，比如杭州、苏州、桂林、西安等。那时的中国，在外国人眼里很有神秘感。旺季时，来杭州的外宾一个月接近1万人次。
我的第一次任务，是在老前辈指点下熟悉流程，做接团准备：写接待计划，做各种统筹和具体安排等。
我进入角色快，没过多久，社里就让我正式带团，负责翻译。一个月后，干脆让我独立带团了，机场、车站、景点、宾馆四处跑，每月工作二十七八天，忙到飞起。
1978年春节过后，一架从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因天气原因紧急备降杭州笕桥机场。晚上10点多，一百多个外国人突然落地杭州，机场紧急电话打到省外办。外办主任连忙从家赶到我们单位，我们的宿舍就在办公楼上面的阁楼里。
她在楼下喊：有人吗？有翻译吗？我应声下楼。她说：快快快，笕桥机场要英语翻译。
我乘车赶去机场。一百多个外国人已经下了飞机。我立刻叫来领队和陪同，将客人分组。等大巴车到了，让大家先上车。
全部人员入住完毕，已经是凌晨3点。天一亮，我又赶到宾馆，把所有客人送上飞机。
“满园春”成了著名的“山外山”
那时的外宾团，在杭州大多是两晚两天的行程，景点有灵隐寺、玉泉、植物园、虎跑、六和塔、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晚上安排看越剧或听音乐会。参观会去杭丝联、都锦生丝织厂，或去梅家坞、双峰大队看制茶，有时会去参观安吉路幼儿园。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开始了全面改革开放，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了。浙江省成立了旅游局，我们国旅划归省旅游局管辖。
当年，杭州涉外宾馆只有杭州饭店、西泠宾馆、浙江宾馆、花家山宾馆、花港饭店5家。
外宾在外用餐，确定了四家社会餐厅：杭州酒家、知味观、楼外楼、满园春。有一次带外宾去“满园春”，看到绕着红红绿绿灯线的店招，我们几个带团的翻译就对饭店陈经理说：“满园春”不好听，翻译成英语也不够顺溜。
陈经理说：“我们还有一块牌子，不过没挂出来。”
“啥牌子？”大家追问。
“山外山。”
“这个店名好！‘山外青山楼外楼’，和楼外楼、天外天都有呼应。英语翻译也顺口，Mountainbeyondmountain。赶紧挂起来！”
从此，“满园春”就成了著名的“山外山”。
外宾的餐标早餐3元，中晚餐都是6元，那时国人一般工资不过二三十元。各城市争着向外宾推荐当地风味特色美食，杭州推的是叫花鸡、龙井虾仁、西湖醋鱼等。品尝这些特色菜，外宾要另外付费，每人25元。
游程中也会安排购物，一般到杭州友谊商店、杭州王星记扇厂、杭州文物商店、省工艺美术商店，这些地方外宾都喜欢！有一次，在延安路上的工艺美术展览馆，十多个人的外宾团，买了1万多元的藤器。
我们为了拒绝小费，竟然把飞机给“逼停”了
1981年后，国旅杭州分社接待外宾人数剧增，于是就和北京总社对口设立了美大科、日本科、欧洲科、亚非科等科室。我先后成为美大科的副科长、科长。
美大科的英语翻译有30多个，重点接待美国、加拿大的旅行团。北京的国旅总社翻译不够，我们还去增援。
团大团小，都要派翻译。一般40多人配1个翻译，但一两个人也得派翻译。我接待过最小的旅游团，只有一名美国游客。
当时有些外宾提出，想去杭州普通百姓家里看看并就餐。我们就想到了梅家坞。那里离市区不远，是西湖龙井茶的重要产地，路面也宽大，可以停中巴车。我们联系了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陈午云，她带我们走访了几家农民，看看房子新不新，厨房干不干净，有没有像样的卫生间，最后确定了两三家农户作为涉外接待场所。
村民家里哪有正规菜单，于是我们商定，一桌10人，餐标60元。接待的村民很开心，把鸡鸭鱼肉蛋蔬菜摆了满满一桌子。外宾吃得很高兴，尤其爱吃糖醋里脊，还有村民新鲜采摘的蔬菜，吃了个个竖起大拇指。
西方国家有给小费的习惯，根据外事纪律我们不能收。如果客人坚持要给，首先是婉拒；谢绝不了的，收下后必须上交。
有一次我陪同一个旅游团，十多天下来，客人都知道我们Notipping（不收小费）的规矩，他们就想方设法送礼物。有送字典的，送短波收音机的，送镀金项链的，多到七八条，电子计算器更多，有十多只。
退回去还不行，客人会尴尬，也会失望，只好暂且收下。满满一袋子拎回杭州，我立即上交单位，登记造册写了好几行。
最有意思的拒收小费发生在杭州笕桥机场。那天下午，我的德语同事送客人上飞机。临别时，外宾领队把一个信封交到同事手里，说是感谢信。同事一边把信揣在口袋里，一边向客人挥手送别。
飞机开始滑行后，同事拆开信封一看不得了，是一叠德国马克。赶紧喊：“不要飞，不要飞！”
秉着“外事无小事”的原则，机场工作人员迅速联系上塔台，要求飞机停下。
等飞机停下，同事赶紧上去，把信封送还给领队：“这个还给你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飞机上的德国客人都拍手鼓掌。
同事回来一说，大家都乐了，为了拒绝小费，我们竟然把飞机给“逼停”了。
“如厕难”成了尴尬事
杭州的吃住行游购，外宾都觉得蛮好的，就是上厕所不方便。景点即使有厕所，也是简陋的蹲坑，门还特别矮。外宾大多人高马大，蹲下去站不起来，还手脚发麻。
没办法，我们只能在出行前提醒客人：上完厕所再出发。但每回总有个别客人会“十万火急”，大家只得绕路找宾馆。
今日杭州旅游公厕已成为一道景观，图为西溪湿地的兰心公厕（摄影李忠）
如厕难，不仅是当时的杭州，也是当时全国所有旅游城市最尴尬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旅游局召开重点涉外旅游省市局长会议，专门讨论外宾团如厕难问题。
会议信息一传达，我们都很开心，终于不用“十万火急”乱转移了。后来，国家拨专款，在杭州六和塔、虎跑、花港观鱼等处，兴建和扩建了涉外厕所，都是坐式冲水马桶，地面贴了瓷砖，专人负责打扫。
我们和杭州几家饭店谈好了协议，每晚留10间客房
1984年5月，国家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不久，内地省份也可以到香港开设窗口公司了，拓展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
浙江省政府在香港设立的窗口公司叫“富春公司”。
6月，浙江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带着两位外销员先去香港打头阵。12月末，我和一位杭州饭店的老同志，也奉命到了香港。
我去做啥？筹建富春公司旅游部，把涉外旅游搞起来。
部门的开办费，一共20万港币，按照两个人半年的生活费标准算，吃喝拉撒住都在内。
我从没干过经营，看着满大街的商铺和每天的支出，都不知道商机在哪里，愁得晚上睡不着觉。思来想去，最后就想到了代理签证服务——外国人到香港再去内地，必须办签证，我们可以代办服务；签证后，去内地需要住宿，我们也可以代理订房服务。
我们和方方面面进行了沟通，和杭州几家饭店也谈好了协议，每晚留10间客房。
从第一笔签证服务收取代理费250元港币开始，业务稳步上升，第一年就盈利了。我们还雇请了两位本地员工，算是在香港站住了脚跟。
这条航线太珍贵了！我得拼一下
1985年5月，由爱国港商投资的香港港龙航空公司成立，并于次年开通香港-杭州航线。
首航坐得满满当当，都是前往杭州参加开航式的嘉宾。但首航之后，乘客越来越少，有一回香港飞杭州的包机只坐了两个人。
港龙高层坐不住了，向浙江省求助。省里最后把任务交给了我。我觉得压力山大。当时香港是展示浙江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招商引资和外贸进出口的重要关口。这条航线太珍贵了！我得拼一下，哪怕做不到，也对得起家乡父老。
我与港龙高层曹先生一起分析，判断问题出在价格上。香港居民从深圳罗湖口岸出关，再转广州机场飞杭州，虽然麻烦了点，但比直飞便宜一半。
要提升港航直飞上座率，必须另辟蹊径，并从旅游入手。
在我的建议下，浙江省旅游局考察团到香港考察，拜访知名旅游公司，探讨怎样的旅游线路更吸引香港人。
我想到了“杭州-苏州”旅游线，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香港人都知道。恰巧，国旅杭州分社有一艘符合要求的“天堂号”游轮，可以通过大运河把这两座城市连接起来，做成旅游产品。
香港市民纷纷参团
方向一定，我开始测算成本。但将成本打到最低，还是贵。
贵在机票上。打折的方案报到航空公司，曹先生一口承诺，团队机票打六折。
这一来，直飞票价只比广州-杭州航班贵了200元上下。
我和港龙航空销售总监一起策划，打出了“港龙直飞、国旅接待、天堂夜游”口号。我带了一位本地雇员，跑遍香港各大旅行社，逐个洽谈签约。半年时间，我穿坏了两双皮鞋，鞋跟都磨掉了。
好在成效来了。香港各大旅行社开始竞相销售“苏杭”豪华旅游线，各大报纸每天大幅广告，香港市民纷纷参团。旅游回来的客人又把好口碑传开了，说直航方便，“天堂号”游轮也很舒服，全程5晚6天，每人才3000元港币。
这下人气大涨。港龙航空的香港-杭州航线客座率，直升到80%左右，一举扭亏为盈。
这条直航线带来的远不只是旅游红利，它对招商引资也功不可没。当年邵逸夫医院最终落户杭州，就是通过港龙航班，相关人员一次次穿梭往来、洽谈筹谋，直至医院落成。
经过三年的打拼，1987年2月，香港富春有限公司在香港华润大厦50层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香港社会名流几乎都莅临祝贺。
我们成功了！
用浙商的“四千”精神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1987年底，我奉调回杭，主持国旅分社的全面工作。
一年后，一个对于杭州旅游的重要机遇来了：改革开放后，外国游客如潮水般涌来，国旅对外联络销售和接待能力已经超负荷了，国家旅游总局批准各省可以新成立一个具有外联权的旅游公司，统称海外旅游公司，浙江省就是浙江省海外旅游公司。
杭州是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也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市里希望我们抓住机遇，把杭州的国际旅游搞上去。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于1989年创办了杭州市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创办过程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获得名额不易，白手起家创办被赋予重任的公司更不易。用浙商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好在，短短几年内，“杭州海外”就获得了旅游业“全国百强”“全国百佳”等众多荣誉，带动了很大一部分中外游客双向奔赴，为杭州乃至全省的经济发展、国际形象推广，助了一臂之力。
我认为，每一个老杭州人、新杭州人，都是这“三者”
感恩改革开放。
我这一生，曾经有很多干其他行当的机会，当驻外记者，去国外创办公司……我都放弃了，我就做国际旅游。
我很自豪，通过我们一代人的努力，把千百万的外国游客引进来，把杭州的西湖、灵隐、运河、钱塘江、千岛湖等美景介绍给全世界，也帮助无数国人走出国门，实现看世界的梦想。
有人说我是杭州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杭州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杭州旅游事业的贡献者。我都认同。而且我认为，每一个老杭州人、新杭州人，都是这“三者”。我很自豪，风华正茂时，我亲历过杭州旅游业改革开放的筚路蓝缕。
时光一转，已是21世纪。全国各地的文旅事业都蒸蒸日上，涉外旅游也早就不是几个城市一枝独秀，而杭州依然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如今，杭州的交通住宿餐饮，以及景点和各种配套服务，早就今非昔比了。就拿厕所来说吧，除了兼具实用性与美观度，有些五星级公厕甚至成了年轻人打卡的对象。
现在来杭州的外国游客，更多是自由行。除了旅游，很多人在杭州工作、学习，成为这座国际化都市的新面孔。
我70多岁了，还在旅行，跑遍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来也怪，每次回到杭州，经过湖滨，看到三面环山一方水的西湖，那句“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诗就自然涌上心头——至今我最眷恋的还是我的家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