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初，有个叫高宗武的中国人，悄悄来到日本东京，他这趟没跟任何人声张的旅行，就彻底改写了自己和不少大人物的人生轨迹。   高宗武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专门管对日相关的事，说白了就是官方认证的“日本通”，留学日本多年，熟悉那边的情况。   1938年2月，经蒋介石批准，他到香港设立了个情报机构，对外叫“宗记洋行”，实际是负责打探日本的消息，跟日方私下联络。   最初几次秘密出行，高宗武都按规矩向蒋介石汇报，但到了6月，情况变了，他在香港跟日方人员接触后，生出了直接去东京的想法，这个决定，蒋介石完全不知情，身边人周佛海给了他底气，说等他上了去日本的船，就向蒋介石报告，出了事他负责。   6月23日晚上，高宗武和同事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先坐出租车到日本总领事馆，再换乘领事馆的车，避开海关检查，登上日本轮船离开香港，几天后，他们抵达东京。   在东京，高宗武见了不少日本高层，有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还有特务机构负责人影佐祯昭等人。   双方谈的核心内容，一是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包括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驻军，中国参加防共协定，让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二是确定要让汪精卫“出马”，组建新政权跟日本合作。   高宗武跟日方说，汪精卫早就觉得要尽快解决中日问题，赞同“和平论”，但国民政府内部容不下他的主张，除了汪精卫，找不到其他人能替代蒋介石推进这事。   7月，高宗武从日本返回香港，他没敢直接回武汉，直到7月22日，才让周隆庠带着报告去汉口，周隆庠先找了周佛海，两人又把报告送给汪精卫，汪精卫看后没紧张，还安慰周佛海“没有关系”。   当天，这份报告连同高宗武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送了上去，蒋介石看到信里“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怒气满面，当即表示跟高宗武断绝关系，停发他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还是每月从宣传部经费里，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跟日方联系。   这趟旅行的影响就此扩散，汪精卫本就对抗战前景悲观，日军逼近武汉的战局，再加上日方传递的“信号”，让他彻底走上了“和平运动”的道路，后来梅思平接替患病的高宗武，继续跟日方接洽，还在上海进行了“重光堂会谈”，敲定了汪精卫离开重庆、组建新政权的具体办法。   高宗武自己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他后来参与了汪日密约的谈判，但又在关键时刻跟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揭露了密约内容，制造了“高陶事件”，之后他从公众视野消失，成了历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谜一样的人物，而汪精卫则彻底背离抗战阵营，沦为历史罪人。   以上部分内容是小编个人看法，如果您也认同，麻烦点赞支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便大家一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