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杨立新把徐帆接到北京，“养”了她3年，自己连一颗青菜都舍不得买，却给徐帆买营养品，买巧克力。 那时候杨立新自己过得也紧巴。一家子挤在小屋里，冬天烧煤球，烟囱口总结着灰白的霜。他白天在剧院上班，晚上还得找零活。徐帆来了，他愣是腾出个靠窗的角落，用木板给她搭了个小书桌。 徐帆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情分太重。她看见杨立新的棉袄袖子磨得发亮，领口补了又补；看见他每天晚饭就着咸菜啃馒头，却总在她碗里卧个鸡蛋。那鸡蛋，是他一大早去早市，挑最小最便宜的论斤称来的。 有个礼拜天，徐帆说想去书店转转。杨立新说好，推上他那辆叮当响的自行车。那天风大，吹得人睁不开眼。徐帆坐在后座，看见杨立新的脖子缩在旧围巾里，耳朵冻得通红。到了书店，他塞给徐帆几张毛票，自己说在外头等。 徐帆在书店里待了快一个钟头。出来时，看见杨立新蹲在马路牙子上，手里捧着个烤红薯，正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看见她，他赶紧把剩下的揣进兜，搓着手站起来，脸上笑呵呵的：“挑好了？走，回家。” 那天晚上，徐帆在自己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新笔记本，塑料封皮，带着淡淡的香味。底下还压着两块钱。她捏着钱，走到外间。杨立新正就着台灯修一副旧手套，听见动静抬起头。 “杨大哥，”徐帆嗓子有点哽，“这钱……” “你正长身体，偶尔也买点零嘴。”杨立新打断她，手里的针线没停，“别省着。我这儿……不缺。” 窗外的月亮很亮，安静地照着小屋。徐帆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里间。她把那两块钱夹在笔记本第一页，合上，放在心口捂了很久。 后来很多年，徐帆都记得那晚的月光，和空气里淡淡的煤烟味。那味道不呛人，暖烘烘的，像极了某个寒冬里，一份不动声色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