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坛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彻底扯下来了！范明政的落选，标志着越南维持了数十年的“四驾马车”分权格局，正式宣告寿终正寝。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这是越南高层在告诉全世界：从今天起，搞经济的、搞外交的，都得给搞“刀把子”的让路！ 过去几十年，越南靠“四驾马车”分权模式维稳，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相互牵制，避免权力集中。但越共十四大后，这套规则被打破，范明政的落选就是明证。 作为现任总理，他未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意味着“四驾马车”里管经济的角色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军方背景人物，信号很明确：搞经济、外交的都得给掌兵权、管安全的让路，安全优先成了越南高层的核心逻辑。 从人事调整能明显看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中，军方和安全系统人员占比大幅提升。新任公安部长梁三光、河内市委书记阮维玉都是苏林亲信，无地方治理经验却跻身权力核心，这打破了越南长期的“党政军平衡”惯例，刻意抬高了安全部门的决策权重。 苏林一人兼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书记，实现“三位一体”集权，这是胡志明以来首次出现。权力高度集中后，军方作为政权核心保障力量，地位水涨船高，成为左右政坛的关键。 这种转变的核心，是越南领导层对安全风险的重新判断。近年越南麻烦不断，外部南海局势紧张、中美博弈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攀升；内部反腐运动引发政坛震荡，经济转型期也滋生诸多社会矛盾。 越南高层认为，旧分权模式难以应对复杂局面，必须强化中央权威和安全控制。军方组织纪律性最强，自然成为稳政权的核心依靠。2025年实施的《反腐败法（修正案）》将军队纳入重点监管，表面是加强监督，实则通过制度设计把军方深度纳入权力核心，让其成为维稳“定海神针”。 经济改革遇阻也加速了权力调整。范明政任内主推“开放外资+出口加工”模式，2025年GDP增速达8.02%，但弊端凸显，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民众未充分享受增长红利。 越共高层清楚，这种依赖外部市场的路径风险极高，必须转向内需驱动、技术自主的新路。而转型需要强大的国家动员和资源调配能力，军方主导的集权体制恰好能满足。 越共十四大提出2030年人均GDP达8500美元的目标，需大规模基建和强力产业政策，军方在工程建设、资源分配上的传统优势，使其成为政策落实的主力。 国际环境变化也倒逼越南调整策略。中美竞争加剧，越南想在两者间“骑墙”维持战略自主，却愈发困难：美国逼其在供应链重组中选边，中国对其南海小动作保持警惕，双边关系时紧时松。面对两头施压，越南需要高效统一的决策机制，避免内部分歧导致战略失误。 军方主导的集权体制能保障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和执行力，比如越南近期在南海问题上，一边强化与俄罗斯军事合作，一边在中美间维持表面平衡，这种策略唯有高度集权才能实现，旧分权模式根本做不到。 这种权力转移并非突发，而是越南高层长期铺垫的结果。阮富仲时代发起的“竹子反腐”运动，查处大批贪腐官员，其中不乏经济领域实权派。这场反腐不仅净化政治生态，更关键是清除旧势力，为军方背景官员腾挪权力空间。 前总理阮春福因防疫腐败案被免职后，其分管的经济事务便逐步由军方背景官员接手。这种“反腐换血”既巩固了越共权威，又为权力向军方倾斜提供了合理借口，一步步推动格局转变。 当然，这种转型也暗藏隐患。军方主导的集权体制缺乏足够权力制衡，易出现盲目决策引发政策失误。越共十四大提出“年均10%经济增速”目标，虽显决心，但越南目前技术创新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实现难度极大，恐成空口号。 此外，军方过度介入经济易滋生新腐败，比如在大型基建项目中，军方企业可能凭特权排挤民企、垄断资源，导致市场效率下降，反而拖累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越南政坛此次变动，是应对内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通过强化军方主导的集权体制，越南想在稳住政权的同时推动经济转型，在复杂国际格局中立足。但这种模式能否持久，关键在于能否平衡安全控制与经济发展。 未来越南需在巩固中央权威的同时，建立有效制衡机制，避免陷入极端威权。唯有做好平衡，才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跨越，否则可能在转型中陷入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