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女子的丈夫病逝后，她收拾遗物发现丈夫在8年里给一面馆女员工转了117362元，她去找女员工要说法，女员工却说：他转钱给我，是让我帮他储值卡、买礼盒、买饭卡用，这钱我一分没拿，都是他消费了。见女员工死活不承认，女子一气之下告上法院。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转账记录像是一根根毒刺，扎进了她的眼睛。从八年前开始，也就是她与丈夫婚姻存续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笔或多笔钱款转给同一个账户——头像是一个年轻女人，备注名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郭女士按着颤抖的手指，一笔笔算下去。五百、一千、两千……日积月累，八年时间，丈夫王某竟然给这个女人转了整整 117,362元！   愤怒压过了悲伤，强烈的求知欲驱使着她必须找到这个女人问个究竟。经过多方打听，郭女士终于确认了这个收款人的身份——当地一家面馆的女员工，郭某乙。   郭女士带着打印好的厚厚一沓转账流水，直接冲进了那家面馆。   面馆里热气腾腾，食客们的喧哗声与郭女士冰冷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她指着柜台后的郭某乙质问这笔钱的来源时，原本嘈杂的面馆瞬间安静了下来。   面对郭女士的兴师问罪，郭某乙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慌乱。她一边擦着桌子，一边抬眼看着郭女士，脸上带着一种看似无辜却又有些不屑的神情。   “你是来问钱的吧？我正想找人说清楚呢。”郭某乙语气平淡，丝毫没有愧疚之意，“你老公确实给我转了钱，但我一分钱都没拿，全是花的！”   “没拿？那一分钱一分钱转给你，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郭女士气得浑身发抖，将转账记录摔在桌上。   郭某乙耸了耸肩，指着周围的食客说道：“他是来我这儿吃饭的顾客。他转钱给我，那是让我帮他充值会员卡、买面馆的礼盒，还有代买饭卡。这些钱，最后都变成面条和礼盒进了他的肚子，或者被他送人了。我只是个打工的，代老板收个钱，关我什么事？”   这番话让郭女士愣了一下。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那这确实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可是，仔细一想，又漏洞百出。   “吃饭需要八年吃掉十一万吗？买个面条需要用私人微信转账，而且频率这么高吗？再说了，就算是充值，为什么没有发票？为什么没有正规的充值记录给我看？”郭女士敏锐地抓住了对方话语中的漏洞。   郭某乙显然早有准备，或者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她双手一摊，摆出一副“死无对证”的架势：“转账记录都在那，钱进来了又出去了，反正我没贪污。你老公都走了，你凭什么来找我麻烦？”   见郭某乙死活不承认私吞，甚至还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郭女士心里的怒火彻底爆发了。她明白，跟这样的人在店里纠缠是讲不出道理的。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只能走法律途径。   郭女士一纸诉状，将郭某乙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气氛庄严肃穆。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十一万元钱的争夺，更是一场关于婚姻忠诚、财产权益与法律底线的博弈。   郭女士的代理律师立场鲜明：“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王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等，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在未经配偶同意的情况下，王某擅自将巨额财产赠与与其存在不正当关系的第三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违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应属无效。”   被告席上，郭某乙依然坚持她的辩解：“法官，我真的没拿钱。那些钱都是王某消费掉的。他喜欢吃我们家的面，经常买礼盒送人，钱都是货款。”   然而，法律的逻辑是严密的，容不得半点模糊。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对转账记录进行了详细的核查。数据显示，这八年间，王某向郭某乙的转账次数频繁，且金额呈现出一种不规律的“小额多笔”特征，这确实有点像日常消费。但问题在于，郭某乙无法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些钱确实转化为了“商品”或“服务”。   法院认为，虽然郭某乙辩称钱款用于消费，但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经过漫长的审理与质证，法院最终作出了公正而有力的判决。   判决书上字字千钧：王某在八年时间里转给郭某乙的每一分钱，均为王某与郭女士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是一个核心的法律定性。法院进一步阐释：只要夫妻双方没有离婚，哪怕是一方挣的工资、发的奖金、得的转账，在法律上都是两个人的“混合体”，任何一方无权单方面私自处分，更不能无偿赠与他人。   王某的转账行为，显然不是为了家庭共同生活需要，也未征得妻子郭女士的同意。这种将夫妻共同财产擅自赠与婚外异性（或虽未明确认定为婚外情，但确属非正常关系的特定对象）的行为，违背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义务，也违背了公序良俗。   因此，法院认定：王某8年间给郭某乙的转账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最终判决结果： 被告郭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郭女士人民币117,36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