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第一性学家”李银河，嫁给了清洁工王小波，婚前两人相约丁克，结婚17年无儿无女。一天，王小波从兜里掏出脏兮兮的50块钱，黯然泪下。李银河一把抱住他的丑脸说：“你那么聪明，就在家专心写文章吧，我养你！”   “你兜里那钱哪来的？”李银河盯着王小波手里那张旧钱，语气里带着不满，王小波低下头，有点苦笑，说是打杂赚的，李银河叹了口气，靠近了他：“你别再出去折腾了，你脑子里那些东西，比钱值钱。”   这一瞬间，两个人之间那点小别扭彻底消散了，家里静下来，只剩下台灯的光和两个人的呼吸声。   李银河是个不太按常理出牌的人，小时候家里书多，她喜欢安静，一直觉得跟书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轻松，考上大学后，她一头扎进社会学，后来又跑去美国深造。   一路走过来，她对外界的看法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别人觉得有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听话的家、孩子跟父母都齐全，那就是好日子，李银河偏不，她想过的日子，就是按自己的想法活。   王小波和李银河在朋友家第一次见面，王小波穿得挺随便，头发也乱，脸上还挂着点疲惫。   李银河第一眼没看上他，但王小波倒挺直接，没绕弯子，直说喜欢她，李银河半天没反应过来，这人怎么一点不怕被拒绝，后来两人慢慢熟了，发现对方都不是擅长“讨好社会”的那类人，李银河觉得，和王小波在一起，自己不用伪装。   这两个人谈恋爱也没按常规来，别人热恋时喜欢送花、吃饭、看电影，他们俩却喜欢写信，王小波的信写得特别直，不会绕弯子，也不说什么甜言蜜语。   李银河每次看完信都觉得，这人跟别的男人真不一样，她后来回忆说，跟王小波在一块，哪怕两个人什么都不做，时间也过得很快。   到了1980年，他们去民政局领了证，领证那天俩人都穿得挺简单，也没什么仪式感，双方父母都没多说什么，大家觉得这事“反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李银河其实挺满意，不喜欢那些繁琐的东西。   婚后，他们就把“不生孩子”这事定下来了，李银河觉得，俩人过得自在最重要，王小波也不反对，他觉得世界太大，孩子不是必须的。   家里没有孩子的哭闹声，反而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简单，他们享受这种安静的日子，觉得两个人已经足够丰富。   李银河在单位工作，王小波那会儿还在工厂干活，两个人收入差距大，但家里从来不吵钱，李银河觉得，王小波身上有种别人没有的东西。   她希望他把时间花在写作上，别被琐事拖累，王小波的作品刚开始没什么人看，他自己也纠结过，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份“体面点”的工作，李银河劝他，写作的意义不是给别人看，是给自己活着找出口。   1984年，李银河拿到奖学金去美国读书，王小波跟着一起去了，到了国外，生活压力大，李银河读书，王小波找零工。   王小波干过洗碗、送外卖，挣点零用钱，但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有一次他把自己挣来的五十美元递给李银河，眼睛里有点失落，李银河看出来了，直接告诉他：“家里就靠我，你只要安心写东西。”王小波听完心里挺不是滋味，但也明白李银河是真心想让他专心创作。   在美国那几年，两个人过得很简单，李银河每天上课做研究，王小波在家写稿，偶尔两个人会开车出去兜风，路上聊聊各自的想法。   两个人在一起，最常讨论的话题不是家长里短，而是怎么写东西、怎么理解生活，王小波说过，他觉得李银河是懂他的人，别的都不重要。   回国以后，李银河继续做研究，王小波当过一阵老师，但他更喜欢写作，那时候，他的稿子投出去老是被退。李银河没觉得丢人，反而鼓励他继续写。   家里经济压力大时，李银河一个人扛下所有的账单，她觉得，只要能让王小波保持写作的热情，日子苦点没关系，有时候，王小波会自嘲自己是“靠老婆养的”，李银河听了只笑，说：“你要是能写出点好东西，我养你一辈子都值。”   王小波的作品慢慢开始被人关注，但大部分时候，他还是默默无闻。李银河觉得，这种状态反而让他们更自在，家里没什么大事，也没人来打扰，两个人过得挺清静。   朋友聚会时，李银河经常被问：“你怎么能接受老公一点钱都不赚？”她每次都说：“他心里有光。”   日子就这样往前推着，两个人的生活很简单，但从不觉得无聊，王小波喜欢在家里写稿，有时候写到半夜，李银河给他煮碗面，顺便聊几句。   有时候两个人会讨论一些奇怪的话题，比如“人为什么要结婚”“自由和责任哪个更重要”，这些问题，他们聊了好多年也没聊腻。   1996年，李银河去英国做访问学者，离开前，王小波送她去机场。两个人都没说太多告别的话，王小波只是在安检口前拍了拍她，说：“快去快回。”李银河点点头，没想到那竟然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王小波在家突发心脏病，没来得及见李银河最后一面，李银河赶回来时，人已经走了，那天北京的天特别灰，李银河一个人坐在家里，觉得屋子一下子空了，她后来写过，说如果能再来一次，她还会选择和王小波一起过那种普通但自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