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西安23岁女子患尿毒症，为了活下去，她和患骨髓瘤男子签下结婚协议：“婚后我全力照顾你，你死后，将肾捐给我。”谁料，男子仅提出一个条件，就爽快答应了。 2012年的西安，刚过23岁生日的王宵，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毕业一年的职场生活，就被一张体检单浇透了全身的希望。 那时候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做文员，每天下班都会和闺蜜去城中村吃碗擀面皮，周末计划着和交往不久的男友去爬华山，人生明明刚要展开，却被“尿毒症晚期”这五个字钉在了绝境里。 医生把王宵的父母叫到办公室，语气没有丝毫委婉：“最多还有一年时间，必须尽快换肾，不然透析也撑不住。” 老两口听完当场就哭了，王宵的爸爸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妈妈常年被关节炎折磨，别说捐肾，就连日常照顾女儿都得强撑着身体。 家里唯一的指望就是王宵的姐姐，姐弟俩配型结果出来那天，一家人抱着哭了好久——配型成功了。 可这份喜悦没持续两天，就被姐夫的一句话浇灭了。姐夫找到王宵的父母，态度坚决：“我不同意她捐肾，万一有风险，孩子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姐夫的顾虑不是没道理，那时候姐姐刚生了孩子没多久，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捐肾手术确实有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王宵看着姐姐左右为难的样子，咬着牙说了句：“姐，我不换了，我没事。” 话虽这么说，透析的痛苦却一天比一天难熬。每周三次，针头扎进手臂的血管里，看着血液顺着管子在机器里循环，王宵都觉得自己像个快要报废的机器。 刚开始她还能强撑着去上班，后来身体越来越虚弱，走路都得扶着墙，只能辞职在家养病。 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为了凑透析费，父母甚至偷偷卖掉了老家的宅基地，可这也只是杯水车薪。 就在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们指了条“偏门”：“你们去医院问问，有没有那种血型相符、病情严重没多少日子的病人，要是能结为夫妻，等对方走了，作为配偶就能合法继承肾脏，这是唯一的捷径了。” 这话听着荒唐，可对于想活命的王宵来说，却是黑暗里唯一的光。 王宵的妈妈硬着头皮，每天去西安的几家大医院打听，逢人就问有没有合适的病人，遭了王宵的妈妈硬着头皮，每天去西安的几家大医院打听，逢人就问有没有合适的病人，遭了不少白眼，甚至有人以为她是骗子，把她赶了出来。 就这样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一家肿瘤医院找到了线索——30岁的男子于建平，患有多发性骨髓瘤，病情已属中晚期，医生预判预后不佳，而且他的血型和王宵完全匹配，符合器官捐献的血型基础条件。 第一次见到于建平的时候，王宵心里五味杂陈。他因长期患病身形消瘦，精神状态很差，眼神里满是对病情的无助。 王宵的妈妈红着眼眶说明来意，没有丝毫隐瞒：“我们知道这请求很唐突，可我女儿才23岁，肾源实在太难等了，只求能有一线生机。”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于建平听完之后，沉默了许久便点了头。他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答应你们，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 王宵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而于建平接下来的话，没有提钱，只关乎最牵挂的人，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 “我爸走得早，就剩我妈一个人在老家，身体也不好，我要是走了，她没人照顾。”于建平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迈的母亲，自己患病后，无力再尽孝，这是他唯一的牵挂。 王宵当场就哭了，她握着于建平的手说：“你放心，阿姨就是我阿姨，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她，替你尽孝。”就这样，两个身处绝境的人，在医院的病房里达成了口头约定，随后签下了一份特殊的结婚协议。 协议核心内容很简单：婚后王宵全力照顾，于建平的饮食起居和治疗事宜；于建平自愿在去世后，将自己的肾脏捐献予王宵，用于延续其生命；王宵承诺，将承担起照顾于建平母亲的责任，直至老人百年。 领证那天，两个人都穿了最干净的衣服，没有婚纱礼服，没有亲友祝福，只有王宵的父母陪着他们去了民政局。 从那天起，王宵就搬到了医院附近的出租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买菜做饭，然后送到医院给张国华。张国华的病情时好时坏，疼得厉害的时候，整晚都睡不着觉，王宵就坐在病床边，给她按摩、讲故事，陪他熬过一个个难熬的夜晚。 那段日子虽然苦，却也有着不一样的温暖。期间，王宵也没忘了自己的承诺，她定期给于建平的母亲寄生活费和常用药，一有空就回老家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做家务。 而于建平也会在精神好的时候，陪着王宵去做透析，鼓励她不要放弃希望，两个人相互支撑，在病痛的折磨中彼此温暖。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俩人在相处中逐渐有了感情，而王宵也在不久后等到了，好心捐献者的骨髓配型。一切似乎真的好转了起来。 有人说他们的婚姻始于一场“交易”，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在那些被病痛折磨的日子里，是彼此的坚守和陪伴，给了对方活下去的希望。 这份感情，无关风月，却比很多刻意维系的关系更真挚、更长久。